一、问题的提出
公司解散，应当清算。清算的目的，是了结公司的事务、清理债权债务、分配剩余财产，使公司有序退出市场。若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，公司将成为“僵尸”，债权人的权利也将落空。
为此，法律设置了清算义务人责任。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，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导致公司财产贬值、流失、毁损或者灭失的，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；因怠于履行义务，导致公司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无法进行清算的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二〇二三年修订的公司法，对这一规则作了重大调整。新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，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；清算组由董事组成，但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的除外；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这一调整，把清算义务的主体从“股东”转向“董事”，其理据在于：董事掌握公司的经营与财务信息，最有能力启动清算；股东尤其是小股东，往往不参与经营，令其承担清算义务，既不公平，也难以实现。
但新法并未解决全部问题。责任的性质是什么？构成要件有哪些？举证责任如何分配？责任范围是否一律连带？小股东能否免责？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？这些问题，仍需通过解释与实务积累予以明确。
实务中的处理，长期存在“宽严失据”的现象。有的法院一遇“账册灭失”，即判令全体股东连带清偿，不问其是否参与经营、是否有过错；有的法院则要求债权人证明“怠于履行”与“无法清算”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使债权人几乎无法胜诉。
本文的基本主张是：清算义务人责任是侵权责任，其请求权基础是过错致损；构成要件包括义务发生、怠于履行、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；举证责任上采“法律推定”而非“完全倒置”；责任范围应与过错及原因力相适应，不宜一律连带；对小股东、未参与经营者、已尽合理努力者，应当允许免责；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无法清算之日起算。
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是否还要清算、不清算有什么后果，可参见“营业执照被吊销后还需要清算吗”一文的梳理；本文不重复程序步骤，只讨论责任的教义构造与限缩路径。
清算义务人责任在我国的兴起，有其特定的背景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大量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办理注销，留下巨额债务与空壳主体，债权人求偿无门，市场秩序混乱。为此，司法解释创设了清算义务人责任，以倒逼股东履行清算义务。
这一制度的初衷，值得肯定。但其在实施中逐渐异化：从“督促清算”变为“追究股东”，从“补充责任”变为“连带清偿”，从“过错责任”变为“结果责任”。异化的结果，是股东有限责任的动摇。
有学者统计，在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案件中，被告为小股东的比例超过三成；其中相当一部分，从未参与公司经营，甚至不知公司已解散。此种现象，被批评为“株连式”的责任。
新公司法的调整，正是对这一批评的回应。以董事为清算义务人，既符合“谁经营、谁清算”的逻辑，也符合比较法的通例。德国、日本的公司法，均以董事为清算义务人。
当然，主体的调整只是第一步。若责任的构成与范围不作相应调整，则“董事被连带”的问题仍会出现。故本文的讨论，不止于主体，更在于构成与限缩。
二、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
旧法时代，清算义务人的范围依公司类型区分：有限责任公司为全体股东，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与控股股东。这一区分的理据，在于两类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模式不同。
旧法的规定，在实务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。最典型的是“小股东被连带”的案例：一名持股百分之一、从未参与经营、甚至不知公司已解散的股东，被判令对公司数百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此类判决，形式上合乎司法解释的文义，实质上违背了责任自负的原则。股东有限责任，本是公司法的基石；若因“未清算”而一律突破，则基石动摇。
九民纪要对此作了回应。其第十四条规定，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“怠于履行义务”，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，故意拖延、拒绝履行清算义务，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；小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，或者小股东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，以不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等理由，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——此处的“不予支持”，指的是不支持债权人的请求，即小股东可以免责。
新公司法进一步从主体上解决了这一问题。第二百三十二条明确以董事为清算义务人，股东不再当然成为清算义务人。这一改变，使“小股东被连带”的现象从根源上得以避免。
但新法也带来新的问题。董事若已离职，是否仍为清算义务人？若公司未设董事，或者董事人数不足，如何确定义务人？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是否可以成为清算义务人？
关于离职董事，通说认为，清算义务附着于“解散时的董事”身份。若董事在解散事由出现前已依法辞任并完成登记，则不再承担清算义务；若在解散事由出现后辞任，则不能免除其已经发生的义务。
关于实际控制人，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，实际控制人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，适用董事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。解释上，若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且阻碍清算，可以类推适用清算义务人的责任。
关于清算组，须区分“清算义务人”与“清算组成员”。前者是“启动清算”的义务人，后者是“执行清算”的主体。二者的义务内容不同，责任基础也不同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清算义务的发生时点，是认定的起点。依新法第二百三十二条，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组成清算组；故义务发生的时点，是“解散事由出现之日”，而非“十五日届满之日”。十五日是履行期限，不是义务发生时点。
解散事由的类型，包括：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；股东会决议解散；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予以解散。
不同类型的事由，其“出现之日”的认定不同。营业期限届满，以期限届满之日为准；股东会决议解散，以决议作出之日为准；被吊销营业执照，以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为准；司法解散，以判决生效之日为准。
须注意，“责令关闭”与“吊销营业执照”不同。前者是行政机关责令停止营业，后者是剥夺经营资格；二者的法律效果类似，但适用的情形不同，认定的时点也不同。
若解散事由出现后，公司又恢复经营，清算义务是否消灭？通说认为不消灭。解散是公司人格消灭的开始，恢复经营不能逆转这一进程；但若公司依法撤销了解散决议，则清算义务溯及地不发生。
“怠于履行”的持续时间，亦须考虑。短暂的迟延，若未造成损害，不应认定为“怠于履行”；长期的迟延，即便未造成明显损害，也可能构成义务的违反，但责任的范围应当相应限缩。
三、怠于履行的认定
“怠于履行”，是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核心要件。其含义，不是“未完成清算”，而是“未采取合理措施启动或者推进清算”。
怠于履行，可以是作为，也可以是不作为。作为的形态，如隐匿账册、转移财产、拒不提供资料；不作为的形态，如逾期不成立清算组、成立后不开展清算工作、对清算组的请求置之不理。
认定的标准，是“合理努力”。清算义务人只要采取了合理的措施，即便清算最终未能完成，也不构成怠于履行。何为“合理努力”，须结合公司的规模、账册的保管情况、其他义务人的配合程度判断。
实务中，有的清算义务人主张“我不知道公司已解散”。此种抗辩能否成立？须看其是否应当知道。若解散事由是股东会决议，且其参加了会议，则不能主张不知；若解散事由是吊销营业执照，且已公告，则推定其知道。
有的清算义务人主张“账册由他人保管，我无法取得”。此种抗辩，须审查其是否采取了追索措施。若其从未向保管人主张返还，则不能免责；若其已提起诉讼或者报案，则可以认定其已尽努力。
“怠于履行”与“无法清算”之间，须有因果关系。若账册的灭失并非因怠于履行所致，而是因火灾、水浸等意外事件，则纵有怠于履行，也不成立因果。
实务中，因果关系的判断常被简化：只要有“怠于履行”与“无法清算”，即推定因果。此种简化，实质上把因果关系变成了“推定”，把举证责任转移给了清算义务人。其合理性，须审慎评估。
本文认为，推定的合理性在于“证据偏在”：账册由清算义务人掌控，债权人无从知晓其灭失的原因。若要求债权人证明因果，等于让其承担无法完成的举证。故推定有其正当性，但应允许清算义务人反证。
反证的事由，包括：账册在解散前即已灭失；账册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原因灭失；即便账册存在，公司也已资不抵债，债权人同样无法受偿。最后一项，学理上称为“即使清算亦无财产”的抗辩。
请求权基础的选择，直接影响诉讼的构造。若依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，则债权人可以直接起诉股东；若依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，则须证明过错与因果。二者的构成要件不同，举证难度也不同。
实务中，债权人多选择前者，因为其举证负担较轻；法院亦多适用前者，因为其规则明确。但前者毕竟是司法解释，其正当性须回到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。
有观点认为，清算义务人责任是“法定责任”，无须以过错为要件。此种观点，在旧法时代有其市场，因为司法解释的表述是“导致……应当承担”，未明确要求过错。
但新法的表述已作调整：“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“未及时履行”本身即含有“应履行而未履行”的评价，暗含过错的要求。
故本文认为，新法之下的清算义务人责任，明确为过错责任。其构成，须具备：义务、过错、损害、因果四要件。这一调整，使责任的追究回归侵权法的一般原理。
四、责任的性质与请求权基础
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性质，学理上有三种主张：一是“侵权责任说”，认为其违反法定的清算义务，致债权人受损，构成侵权；二是“违约责任说”，认为其违反清算义务，构成对债权人的违约；三是“法定责任说”，认为其责任由法律直接规定，不以过错为要件。
本文采侵权责任说。理由有三：其一，清算义务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，而非当事人的约定；其二，责任的效果是赔偿损失，与侵权责任的效果一致；其三，责任的成立以过错为要件，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致。
违约责任说的不足，在于清算义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。公司的债务，由公司承担；清算义务人并非债务人，其对债权人的责任，只能是法定的、基于侵权的责任。
法定责任说的不足，在于其否定了过错要件，使清算义务人成为“无过错的担保人”。此种结果，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不符，也与新法“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”的文义不符。
责任的性质，直接影响构成要件。若采侵权说，则须具备四要件：义务、过错、损害、因果；若采法定说，则只需具备义务与损害。二者的差别，在实务中往往决定胜负。
须注意，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与第二款，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责任：第一款是“导致公司财产贬值、流失、毁损或者灭失”的赔偿责任；第二款是“导致无法清算”的连带清偿责任。二者的性质，并不相同。
第一款的责任，是典型的侵权损害赔偿，其范围以实际损失为限；第二款的责任，是“连带清偿”，其范围及于公司全部债务。后者的正当性，在于“无法清算”使债权人的举证成为不可能，故以连带清偿作为替代。
连带清偿的性质，学理上有“损害填补的替代”与“惩罚性责任”两种解释。本文倾向前者：连带清偿不是惩罚，而是因为在无法清算的情况下，债权人的损失难以计算，故以公司债务作为损失的“推定值”。
这一解释的实益在于：若清算义务人能证明“即便清算，债权人也只能受偿若干比例”，则其责任应当限于该比例，而非全部债务。此种限缩，符合损害填补的原则。
举证责任的分层，须与责任的构成相对应。义务的发生、损害的存在，由债权人证明；过错与因果的欠缺，由清算义务人证明。此种分配，符合“规范说”的原理。
所谓“规范说”，是指主张权利者，应证明权利发生的事实；主张抗辩者，应证明抗辩的事实。在清算义务人责任中，债权人主张的是“赔偿请求权”，故应证明其发生的事实；清算义务人主张的是“免责”，故应证明免责的事实。
须注意，过错与因果的证明，存在“表见证明”的适用空间。若债权人的证据足以使法官形成“过错很可能存在”的心证，则清算义务人须提出反证，否则承担不利后果。
表见证明与法律推定不同。前者是法官的心证规则，后者是法律的明文规定。二者的效果相似，但适用的条件与推翻的难度不同。
实务中，债权人可以通过以下证据形成表见证明：公司登记档案显示未成立清算组；清算组未在报纸上公告；债权人催告后无人回应；法院终结清算程序的裁定。
五、举证责任的结构
举证责任的分配，是此类案件的胜负关键。若全部由债权人承担，则其几乎无法胜诉；若全部由清算义务人承担，则其几乎必然败诉。二者均非妥当。
本文主张“分层举证”：债权人应当证明三项事实：其一，公司已解散且逾期未清算；其二，公司无法清算或者财产减损；其三，其债权真实存在且未获清偿。
清算义务人应当证明两项事实：其一，其已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已尽合理努力；其二，怠于履行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。此两项，属于“抗辩事由”，由主张者证明。
此种分配，不是“举证责任倒置”，而是“法律推定”。即：债权人的证明，推定清算义务人有过错且因果成立；清算义务人可以通过反证推翻。推定的基础，是“证据偏在”与“危险控制”。
须区分“举证责任倒置”与“法律推定”。前者是法律明文规定由被告证明其无过错；后者是法官依经验法则作出的推论。二者的效果相似，但适用的条件不同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要求债权人证明“账册确实灭失”，否则不予支持。此种要求，对债权人过于苛刻：账册在清算义务人手中，债权人如何证明其灭失？合理的做法是：债权人证明“清算义务人未提供账册”即可。
有的法院要求债权人证明“清算义务人有过错”。此种要求，同样不当：过错是内部事实，债权人无从知晓。合理的做法是：由清算义务人证明其无过错。
须强调，推定的适用，不得违反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基本原则。债权人仍须证明“公司无法清算”这一基础事实；若该事实不能证明，则推定无从适用。
限缩的法理基础，是“比例原则”。责任的范围，应当与过错的程度、原因力的大小、损害的可归责性相适应；若责任的范围远超过错，则构成过度制裁。
比较法上，德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，清算人违反义务造成损害的，应当赔偿，但以其过错为限；若数人共同违反，则负连带责任。其责任的范围，与过错的程度相关联。
日本公司法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，清算人怠于履行职务造成损害的，应当赔偿；其责任的性质，是“职务上的义务违反”，而非“对公司债务的担保”。
我国司法解释的“连带清偿”，在比较法上较为少见。其正当性，在于“无法清算”使损失难以计算，故以公司债务作为替代；但其适用，应当限于“确实无法清算”的情形。
若公司仅部分账册灭失，仍可清算，则不适用连带清偿，只能依第一款主张赔偿责任。实务中，有的法院一见“账册不全”即判连带，混淆了“部分灭失”与“无法清算”。
“无法清算”的认定标准，应当是“实质无法”，而非“形式不全”。若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虽有缺失，但通过其他途径可以查明财产状况，则不属于“无法清算”。
判断的主体，应当是清算组或者法院，而非债权人。债权人主张“无法清算”，须有清算组的报告或者法院的裁定为依据；仅凭“账册在股东手中”的推测，不足以认定。
六、责任范围的限缩
连带清偿的责任，若不加限缩，将导致“小股东为公司全部债务买单”的结果。此种结果，既不公平，也不利于鼓励投资。故限缩有其必要。
限缩的第一条路径，是“过错程度”。若清算义务人仅有轻微过失，而公司债务巨大，则令其承担全部债务，显失比例。此时，可以依过错程度减轻其责任。
限缩的第二条路径，是“原因力”。若公司无法清算，系因多名义务人的共同行为所致，则各人应按其原因力分担；若其中一人仅有过失，而另一人故意隐匿账册，则前者的责任应当显著减轻。
限缩的第三条路径，是“即使清算亦无财产”的抗辩。若清算义务人能证明，公司在解散时已资不抵债，即便清算，债权人也无法受偿，则其责任应当免除或者大幅减轻。
此项抗辩的合理性，在于因果关系的否定：清算义务人的怠于履行，并未使债权人的境况恶化。既然没有因果，就不应承担责任。
举证责任上，此项抗辩由清算义务人承担。其应当提供资产负债表、审计报告、债权申报记录等证据，证明公司在解散时的财产状况。
限缩的第四条路径，是“小股东的免责”。新法已从主体上排除股东，但在新旧法衔接的案件中，仍有适用的空间。对于未参与经营、未担任董事、未获得清算信息的小股东，应当允许其免责。
限缩的第五条路径，是“已尽合理努力”的抗辩。若清算义务人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、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、已向其他义务人发出催告，则即便清算未成，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须注意，限缩不等于免责。若清算义务人故意隐匿账册、转移财产，则不仅不能限缩，还应当承担惩罚性的后果，情节严重的，可能构成犯罪。
时效制度的价值，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，同时保护义务人免于长期的悬而未决。在清算义务人责任中，这一平衡尤为微妙：债权人往往在多年后才发现公司无法清算。
若起算点过早，则债权人在尚不知情时即丧失权利；若起算点过晚，则清算义务人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。故起算点的选择，须兼顾两端。
比较法上，德国公司法对清算人责任的时效，适用普通时效，自权利人知道损害与义务人之日起算；最长不超过十年。这一模式，兼顾了债权人的知情与法律的安定。
我国的普通时效为三年，起算点为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”。在清算义务人责任中，“权利受到损害”的时点，应当是“无法清算”被确认之时。
若债权人长期未主张，是否适用最长权利保护期间？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，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。该期间，可以作为兜底。
七、诉讼时效的起算
清算义务人责任的诉讼时效，适用三年的普通时效。其起算点，实务中存在三种观点：一是自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算；二是自清算期限届满之日起算；三是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无法清算之日起算。
第一种观点的不足，在于债权人在解散时往往并不知道，也无法判断清算是否会失败；以其为起算点，将导致时效在债权人尚不知情时即已届满。
第二种观点的不足，在于清算期限届满，只是“应当清算而未清算”，并不等于“无法清算”；此时债权人的损失尚未确定，时效不宜起算。
本文采第三种观点。理由在于：时效的起算，以“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”为原则；在无法清算的情形下，债权人的损害，正是因“无法清算”而发生。
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的判断，可以结合以下事实：法院作出的终结清算程序的裁定；清算组出具的无法清算的报告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且长期未清算的公告；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被告知“无财产可供执行”的裁定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以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”作为起算点。此种做法，混淆了“解散”与“无法清算”，可能导致时效过早届满，应当纠正。
须注意，若债权人在时效期间内申请执行，执行程序的中断效力及于清算义务人责任吗？通说认为，执行程序针对的是公司，而非清算义务人；故不产生中断的效力。
若债权人向清算义务人主张权利，则产生中断。主张的方式，可以是书面催告、提起诉讼、申请仲裁；其效力，及于所有清算义务人。
强制清算程序，是债权人实现权利的重要途径。其优势在于：由法院指定清算组，可以克服股东之间的僵局；其劣势在于：程序耗时较长，且清算费用须从公司财产中优先支付。
若公司已无财产，强制清算程序将因“无产可破”而终结。此时，债权人能否转向清算义务人主张责任？答案取决于“无法清算”的原因：若因账册灭失，则可以；若仅因无财产，则不可以。
实务中，有的债权人直接起诉清算义务人，而不申请强制清算。此种做法，是否应当允许？通说认为可以，但债权人须证明“无法清算”的事实；若未经清算程序，该事实难以证明。
故较为稳妥的路径是：先申请强制清算，取得终结裁定，再起诉清算义务人。此种“两步走”，既保障了债权人的举证，也避免了程序的重复。
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，则清算义务人的责任，由管理人代表全体债权人主张。其理由在于：个别债权人的起诉，可能导致有限财产的分配不均。
八、与强制清算、破产清算的衔接
清算义务人责任的追究，与强制清算程序密切相关。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；若清算组在清算中发现无法清算，应当向法院报告，由法院裁定终结清算程序。
终结清算程序的裁定，是债权人主张责任的重要证据。其效力，在于确认“无法清算”这一事实；但其本身并不确定责任的承担，后者仍须通过诉讼解决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在终结清算程序的裁定中直接认定“清算义务人应承担责任”。此种做法，超出了裁定的范围，应当避免。责任的有无与范围，须经实体审理。
与破产清算的衔接，亦须注意。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，则清算义务人的责任，由管理人主张；债权人不得另行起诉，以免重复受偿。
若破产程序因“无产可破”而终结，债权人能否再向清算义务人主张责任？通说认为可以，但须证明“无法清算”系因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所致，而非仅仅因为“无财产”。
须区分“无产可破”与“无法清算”。前者是财产不足，后者是账册灭失、人员失联；前者不产生清算义务人责任，后者则可能产生。混淆二者，将导致责任的泛化。
在执行程序中，债权人常申请追加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。此种做法，须谨慎：追加被执行人属于执行程序的扩张，应当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；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有无，须经实体审理，不宜以追加替代。
类型化的方法，可以从“义务人的身份”“怠于履行的形态”“损害的类型”三个维度展开。三个维度的组合，形成不同的案件类型，对应不同的裁判思路。
从身份看，可以分为董事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小股东、清算组成员。不同的身份，其义务的内容与责任的基础不同。
从形态看，可以分为不启动清算、启动后不推进、隐匿账册、转移财产、虚假清算、未经清算即注销。不同的形态，其过错的程度与原因力的大小不同。
从损害看，可以分为财产贬值、财产流失、账册灭失、无法清算、债权人未获通知。不同的损害，其赔偿的范围与计算方式不同。
类型化的意义，不在于制造概念的繁复，而在于提供裁判的坐标。当法官面对具体案件时，可以先定位其类型，再检索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，从而提高裁判的统一性。
九、实务中的类型化
类型一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股东未组织清算，账册灭失。此为最典型的情形，债权人的举证重点，在于“账册灭失”与“催告未果”。
类型二：公司解散后，清算组已成立但未开展实质工作。此时，“怠于履行”的认定，须看清算组是否实际清理了财产、编制了资产负债表、通知了债权人。
类型三：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，一方控制账册，另一方无法清算。此时，控制方应承担主要责任；非控制方若能证明其已尽努力，可以免责或者减轻责任。
类型四：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，股东承诺对债务负责。此时，债权人可以依承诺主张责任，也可以依清算义务人责任主张；二者竞合，择一适用。
类型五：公司被简易注销，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不实。此时，债权人可以依承诺主张责任；承诺的性质，是并存的债务承担，而非保证。
类型六：公司被强制清算，清算组发现账册缺失，法院裁定终结清算。此时，债权人可以持终结裁定，起诉清算义务人，主张连带清偿。
类型化的意义，在于明确举证的重点与责任的范围。不同类型的案件，其争点不同，裁判的思路也不同；笼统适用同一规则，难免削足适履。
回望制度史，清算义务人责任从“督促清算”的工具，逐渐演变为“债权人保护”的利器，其间的得失，值得反思。工具过于锋利，会伤及无辜；利器过于钝拙，则形同虚设。
新公司法的调整，提供了重新平衡的契机。以董事为义务人，使责任回归“谁经营、谁负责”的逻辑；以过错为要件，使责任回归侵权法的一般原理；以限缩为路径，使责任回归比例原则。
当然，规则的完善，不能替代实践的积累。何为“合理努力”，何为“无法清算”，何为“即使清算亦无财产”，这些概念的具体化，仍须通过一个个案件来完成。
对法官而言，重要的或许不是记住多少条规则，而是把握规则背后的价值：既要保护债权人，也要保护无辜的投资者；既要维护交易信用，也要鼓励市场退出。价值的平衡，是裁判的灵魂。
还有一类情形，值得单列：公司解散后，股东会决议由某一股东负责清算，该股东未履行，其他股东能否免责？本文认为，可以免责，但前提是其能证明“已将该事项委托”且“对该股东的怠于履行不知情”。此种免责，性质上是“义务的转移”而非“义务的免除”，受委托的股东承担全部责任。
与之相对，若清算义务人之间约定“由某人负责”，但该约定未通知债权人，则不得对抗债权人。债权人仍可向全体义务人主张，内部再依约定追偿。此即“内部约定不影响外部责任”的规则。
追偿的问题，亦须明确。若一名清算义务人承担了全部责任，其可以向其他义务人追偿；追偿的比例，依各自的过错与原因力确定。若无法确定，则平均分担。
须注意，追偿权与债权人的请求权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。前者是义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，后者是义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。二者不得混淆，也不得相互抵销。
在程序上，追偿之诉可以与原诉合并审理，也可以另案起诉。合并审理可以提高效率，但须注意诉讼请求的独立性；另案起诉则程序清晰，但可能增加讼累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在原诉中直接判决各义务人按比例承担责任，而非连带责任。此种判决，实质上否定了连带，属于对司法解释的限缩适用。其正当性，须以“过错可分”为前提。
若各义务人的过错不可分，例如共同隐匿账册，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；若过错可分，例如一人隐匿、一人未启动，则应当按份承担责任。此为“连带与按份”的选择标准。
最后须强调，清算义务人责任的适用，应当保持谦抑。公司退出市场，本是常态；若动辄追究责任，将使董事视任职为畏途，也使清算成为“烫手山芋”。制度的善意，应当体现在“督促”而非“惩罚”上。
由此观之，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教义，最终要回到一个朴素的判断：谁有权启动清算，谁就应当承担启动的义务；谁违反了义务，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身份只是形式，控制力才是实质。
把握住这一点，主体的界定便不再困难，过错的认定也不再玄虚，责任的范围也可以与原因力相称。规则的生命，正在于这种从形式到实质的还原。
另有一点，不宜忽略。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最终目的，不是让债权人获得赔偿，而是让公司有序退出、让财产公平分配。赔偿只是手段，秩序才是目的；若手段压倒目的，制度便会走样。
愿规则的适用，既能使债权人得其应得，也能使义务人负其应负。此即清算制度的分寸所在。
十、结语
清算义务人责任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：性质上是侵权责任，以过错与因果为要件；举证上采法律推定，由清算义务人反证；范围上应与过错及原因力相适应，不宜一律连带。
本文的三个主张，都围绕“责任自负”展开。性质解决“为何负责”的问题，举证解决“谁来证明”的问题，限缩解决“负多少责”的问题。三者依次展开，责任便从“形式连带”变为“实质归责”。
对债权人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救济的可行：其不必再为“证明账册灭失”而奔波，也不必再为“证明过错”而徒劳。推定的适用，使其救济成为可能。
对清算义务人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抗辩的空间：其可以通过证明“已尽努力”“无因果”“即使清算亦无财产”而免责或者减轻责任。抗辩的空间，是责任限缩的具体路径。
对市场秩序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退出的顺畅：若责任过重，则无人愿任董事，也无人愿投资；若责任过轻，则“僵尸企业”将大量存在。分寸的把握，关乎营商环境的优劣。
最后须指出，清算制度的价值，不仅在于保护债权人，也在于维护交易的信用。公司作为市场的主体，其生也应有序，其死也应有节。清算，正是“有节之死”的制度保障。
愿规则的完善，使退出有序，使责任有度，使信用有依。此即本文的初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