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送达是诉讼的血管。文书不能送达，程序便无法推进；送达不合法，裁判便难以生效。传统送达以纸质文书的物理交付为核心，其效力判断相对直观：交付即送达，签收即证明。
电子送达改变了这一图景。文书以数据形式传输，交付变为“进入系统”，签收变为“读取”或者“未读取”。物理的确定性消失，技术的或然性介入；送达的效力，遂成为一个需要重新界定问题。
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：经受送达人同意，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；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，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；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，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可以采用电子方式送达。
条文简洁，争点却多。同意如何取得、能否撤回？到达是“发送成功”还是“进入系统”还是“实际知悉”？系统故障、地址错误、拒收不理，分别产生何种后果？判决书能否电子送达，理论与实务均有分歧。
实务的做法并不统一。有的法院以“同意书”为唯一依据，未签者一律不适用；有的法院以“手机号实名”推定同意，径行发送短信链接；有的法院在受送达人未点击链接时，即以“发送成功”视为送达。
本文的基本主张是：同意是诉讼上的程序处分，须以知悉为前提；到达采到达主义，以进入特定系统为准，发送成功不等于送达；技术故障须有补正机制，不能径行拟制送达；缺席判决须以“确已收悉”为前提。
法院能否用短信、微信送达、电子送达是否有效，可参见“法院可以用短信、微信送达吗”一文的梳理；本文不重复操作要领，只讨论同意与到达的教义构造。
二、规范谱系与制度定位
第九十条的立法过程，值得回顾。2012年修正时，电子送达仅作为“其他方式”的一种，适用范围有限；2017年修正时，明确将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纳入，但须经同意；2021年修正时，进一步强调“能够确认其收悉”的技术要求。三次修改，反映了从“尝试”到“规范”的转变。
条文的“可以”一词，说明电子送达是法院的选择权，而非义务。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，决定是否采用电子方式；当事人也可以拒绝。选择权的配置，兼顾了效率与自愿。
须注意，“确认其收悉”并非要求“实际阅读”。只要送达方式具备回执功能，且回执显示已到达，即符合要求。若把“确认收悉”解释为“实际阅读”，则电子送达几乎无法适用，条文的目的便落空。
第九十条与第八十七条至第八十九条的关系，是特别与一般的关系。后者规定了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委托送达、邮寄送达等传统方式；前者规定了电子方式。适用的顺序，应当先传统、后电子，还是先电子、后传统，条文未作限定，实践中多依当事人的选择确定。
（一）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构造
第九十条包含三项规则。其一是授权规则：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可以采用电子方式送达。其二是效力规则：以送达信息到达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其三是特别规则：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须经同意方可电子送达。
三项规则之间，是“授权—效力—限制”的关系。授权解决“能不能用”，效力解决“何时生效”，限制解决“哪些文书慎用”。三者结合，构成电子送达的规范框架。
须注意，“能够确认其收悉”是技术要件，而非程序要件。其含义是：所使用的电子方式，须具备确认收悉的功能，如已读回执、系统日志、短信回执。若方式本身无法确认，则不得适用。
“特定系统”的表述，亦有讲究。其指的是受送达人指定或者确认的电子地址所对应的系统，如手机短信系统、电子邮箱系统、诉讼服务平台账户。非特定的、随机发送的地址，不属于特定系统。
“到达”的表述，采到达主义而非发信主义。发信主义以“发出”为生效，到达主义以“到达”为生效。我国采后者，理由在于：送达的功能是使受送达人知悉，未到达则未实现该功能。
地址确认书的法律性质，值得辨析。其表面是当事人的单方声明，实质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关于送达方式的安排。故其效力，既受意思表示的规则约束，也受程序法的限制；当事人不得以“未细看”为由否定其效力。
在线诉讼规则还规定了“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的转换”。当事人不同意电子送达，或者电子送达无法完成的，应当转为传统方式；转换的费用，由法院承担，但当事人恶意拒绝的除外。
规则的适用，还须注意“新旧衔接”。对于规则施行前已经确认的地址，其效力如何？通说认为，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原意，继续有效；但法院应当重新释明，当事人明确反对的，应当变更。
在线诉讼规则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，须辨明。规则是司法解释，其效力低于法律；若规则的规定与法律冲突，应当适用法律。但规则对法律的细化，可以作为解释的参考，不能径行排除。
（二）司法解释与在线诉讼规则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》对电子送达作了细化，明确可以采用短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、诉讼服务平台等方式，并规定了地址确认书的效力。
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》进一步规定了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、同意方式、送达地址、到达时间与救济途径。其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，是实务操作的主要依据。
规则的核心，是“地址确认”。当事人应当在地址确认书中填写或者确认电子地址，并同意以该地址接收文书；地址变更的，应当及时告知。未告知的，按原地址送达，视为有效。
须注意，规则的效力位阶不同。法律的规定优先于司法解释，司法解释优先于规范性文件。故在适用时，应当先查法律，再查司法解释，最后参考规范性文件；不得以规范性文件变更法律的规定。
规则的演进，呈现“从宽到严”的趋势。早期的规则侧重于推广电子送达，强调效率；晚近的规则侧重于保障程序权利，强调同意与救济。这一转向，反映了实践经验的积累。
刑事诉讼中，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仅限于“通知书”“告知书”等程序性文书，不包括起诉书副本、判决书。其理由在于：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、上诉权，须以纸质文书的交付为保障，电子方式难以确保其知悉。
行政处罚中，电子送达的适用须以“当事人同意”为前提，且行政机关应当留存发送记录与到达凭证。若当事人否认收到，行政机关应当举证；举证不能的，处罚决定的效力可能受到影响。
三个领域的差异，源于“权利影响的强度”。民事案件多涉财产，电子送达的风险相对可控；刑事案件涉人身自由，须格外审慎；行政案件介于两者之间，视处罚的种类而定。分层的思路，比统一的规则更为妥当。
行政诉讼中，行政机关的电子送达与法院的电子送达，性质不同。前者是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，其效力依行政程序法判断；后者是诉讼行为的组成部分，其效力依民事诉讼法判断。二者不可混同。
（三）刑事与行政领域的准用
刑事诉讼中的电子送达，适用范围较窄。刑事诉讼法未一般性地规定电子送达，仅在特定情形下允许以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；且须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并记录在案。
行政处罚与行政复议中的电子送达，依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复议法的规定。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电子送达的方式与后果，当事人同意的，方可以电子方式送达；未告知的，送达可能被认定无效。
行政诉讼中的电子送达，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。但须注意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行政机关，其送达地址相对固定；原告的送达，则须更加审慎，避免因技术障碍影响诉权。
三个领域的共同点，是“同意+可确认收悉”。不同点，是“救济的强度”：刑事最为严格，行政次之，民事相对灵活。差异的根源，是程序性质与权利影响的不同。
三、同意的性质与撤回
程序处分说的优点，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；缺点是可能导致程序的反复。诉讼契约说的优点，是维护程序的稳定；缺点是可能限制当事人的权利。折中的方案，是承认单方处分的性质，同时设定撤回的条件。
从比较法看，德国的“电子送达同意”被视为程序处分，当事人可以随时撤回；日本的“电子送达同意”则被视为诉讼契约，撤回须经对方同意。我国的规则未明确，解释上应当兼顾两端。
本文认为，撤回的条件应当包括：在送达完成前提出；以书面方式提出；说明理由。三个条件具备，撤回即生效力；法院不得以“影响效率”为由拒绝。效率的考量，应当在费用负担中体现，而非否定权利。
同意的“范围”，也须明确。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，是同意“所有文书”还是“部分文书”？若确认书未明确，应当解释为“程序性文书”，实体性文书仍须明示同意。范围的明确，是同意有效的前提。
（一）程序处分说与诉讼契约说
同意的性质，学理上有两说。其一是程序处分说：同意是当事人对自身程序权利的处分，其效力源于单方的意思表示；其二是诉讼契约说：同意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合意，其效力源于双方的约定。
两说的差异，在于撤回的可能性。若为单方处分，当事人可以随时撤回；若为诉讼契约，撤回须经对方同意。本文倾向前者，理由是：电子送达涉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，不宜以契约限制其撤回。
但单方处分说也有局限。若当事人随时撤回，则送达的稳定性受损，程序效率降低。故应当设定撤回的条件：须在合理期间前提出，须说明理由，须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与迟延后果。
实务中，同意多表现为“地址确认书”中的勾选条款。该条款的性质，是格式条款还是个别协商，影响其效力。若系法院提供的格式文本，且未作说明，则其效力应当受到限制。
故法院负有释明义务：应当告知当事人电子送达的方式、效力、风险与救济途径，并记录在案。释明到位，同意才是“知情的处分”；释明缺失，同意便可能是“形式的勾选”。
明示同意的形式，可以多样：纸质确认书、电子签名、平台勾选、庭审笔录中的确认。形式的多样，不影响效力的同一；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当事人“知情且自愿”。
默示同意的认定，应当从严。实务中，有的法院以“当事人曾用该手机号接收过法院短信”推定同意，此种推定过于宽泛；接收短信不等于同意以短信接收文书，二者是不同的意思表示。
较为稳妥的做法，是“双重确认”：先由当事人确认地址，再由法院发送测试信息，当事人回复确认后，方视为同意。双重确认增加了一道程序，却可以大幅减少后续的争议。
电子签名法的适用，也值得注意。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效力；当事人在平台上以电子签名确认地址，其效力应当得到承认。技术的可靠性，由认证机构或者平台保障。
（二）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
明示同意，包括签署地址确认书、在诉讼平台上勾选同意、书面提交同意书等。其证明较为容易，效力较为明确。实务中，应当优先采用明示方式。
默示同意，指当事人虽未明确表示，但其行为足以表明接受电子送达。例如，当事人在诉讼平台上注册并实际接收文书、以电子邮件回复法院的通知、在庭审中确认电子地址。
默示同意的成立，须具备两个条件：其一是实际使用，即当事人确实通过该电子地址接收或者发送过文书；其二是知悉后果，即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地址将用于送达。二者缺一，不得推定同意。
仅以“手机号实名登记”推定同意，缺乏依据。实名登记只证明号码归属，不证明当事人同意以该号码接收文书；且当事人可能不使用短信功能，或者手机由他人保管。推定的基础不足，送达可能无效。
须注意，默示同意不得扩张至“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”。第九十条对三类文书设有“经受送达人同意”的特别要求，其同意应当是明示的，不能以默示推定。此点，是文书性质决定的。
撤回的时间点，至关重要。若在送达完成前撤回，则电子送达不生效，法院应当转为传统方式；若在送达完成后撤回，则已完成的送达不受影响，但后续文书应当转为传统方式。
撤回的理由，可以是多样的：不熟悉电子设备、担心信息泄露、地址变更、身体原因等。法院不应当审查理由的“正当性”，只应当审查其“真实性”；理由真实，即应准予。
撤回的费用负担，应当合理。若撤回导致重新送达，费用由撤回方承担；但若撤回是因为法院的技术故障或者地址错误，则费用由法院承担。责任的分配，应当与过错相应。
撤回的“意思表示”，应当明确。当事人仅表示“不方便”，不构成撤回；仅表示“希望纸质”，可以解释为撤回。解释的标准，是“理性人的理解”，而非法院的推测。
（三）撤回的条件与效果
撤回同意，是当事人的权利。但权利的行使须有边界：须在送达之前提出，须以书面或者可记录的方式提出，须说明理由。已完成的送达，不因事后撤回而失效。
撤回的效果，是恢复传统送达方式。法院应当依当事人提供的地址，以邮寄、直接送达等方式送达；由此产生的费用，由撤回的当事人负担。费用的负担，是对程序效率的补偿。
若当事人撤回同意是为了拖延诉讼，法院可以酌情处理：一方面准予撤回，另一方面对由此产生的迟延，不作为延长审限的事由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依法制裁。
撤回后再次同意，应当允许。但反复撤回、反复同意的，法院可以要求其说明理由，并对其后续的同意设定条件。权利的滥用，应当受到约束。
四、到达生效的判断
到达主义与“知悉主义”的争论，实质是“客观确定”与“主观真实”的权衡。知悉主义更符合送达的本质，但难以证明；到达主义牺牲了个别真实，换取了整体的确定。立法的选择，是理性的妥协。
为弥补到达主义的缺陷，规则设置了“提示义务”：法院在发送电子文书后，应当通过电话、短信等方式提示当事人查看。提示不是送达的要件，但可以作为认定“知悉”的辅助证据。
须注意，提示义务的履行，不影响到达的时点。到达的时点仍以“进入系统”为准，提示只是减少遗漏；若当事人主张未查看，而其系统已接收，则其主张不影响送达的效力。
到达主义与“送达拟制”的关系，须区分。到达主义是“事实的认定”，送达拟制是“法律的推定”。前者依日志判断，后者依规定推定；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，不能混用。
（一）到达主义的规范选择
到达主义的核心，是“到达”而非“知悉”。只要信息进入受送达人的特定系统，即视为到达，不问其是否阅读。理由在于：阅读是受送达人的内部行为，法院无从查证；若以知悉为准，则送达的效力取决于受送达人的主观状态，程序将无从推进。
但到达主义也有风险：当事人可能因未查看而错过期限。为平衡，法律设定了“确认收悉”的技术要件，要求送达方式具备回执或者日志功能；同时，法院应当通过电话、短信等方式提示，减少遗漏。
比较法上，德国采“存入电子邮箱即视为送达”的规则，日本采“到达特定系统”的规则，我国与之相近。共同的思路是：以客观的“进入系统”代替主观的“知悉”，以技术的可靠性保障程序的确定性。
须注意，到达主义不排除“实际知悉”的证据。若当事人主张未收到，而系统日志显示已进入其账户，则其主张难以成立；反之，若系统日志缺失，则送达的效力存疑。
系统日志的保存，是认定到达的关键。法院应当保存发送时间、接收时间、接收地址、回执状态等信息；日志应当完整、连续、不可篡改。若日志缺失，则到达的事实难以证明。
第三方平台的日志，可以作为证据。但其证明力，取决于平台的资质、数据的完整性、提取的程序。法院应当要求平台出具书面说明，必要时可以委托鉴定。
对于“跨系统”的送达，到达时点应当以“最后一个系统”的接收时间为准。例如，邮件经法院系统发出，经邮件服务器中转，最终进入当事人邮箱；到达时点，以邮箱接收的时间为准。
“合理期间”的认定，也影响到达的效力。若文书在深夜到达，当事人次日才查看，其期限的起算是否顺延？通说认为，期限自到达之次日起算，深夜到达不影响起算；但法院可以酌情顺延。
（二）到达时点的确定
到达的时点，以“送达信息到达特定系统的日期”为准。具体而言：短信送达的，以短信到达运营商系统并推送至受送达人手机的日期为准；电子邮件送达的，以邮件进入受送达人邮件服务器的日期为准；平台送达的，以文书进入其账户的日期为准。
“发送成功”不等于“到达”。发送成功只证明法院一端的系统完成了发送，不证明受送达人一端的系统已经接收。若二者之间存在技术障碍，则送达未完成。故实务中应当保存“到达”的日志，而非仅保存“发送”的记录。
到达的“日期”，依民法典第二百零一条计算，按日计算，不包括起始日。若到达日为节假日，期限的起算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。此点，与期间的计算规则一致。
若受送达人变更地址而未告知，法院按原地址送达的，视为到达。此点，是地址确认书效力的体现。但若法院已知地址变更而未更新，则送达可能无效。
地址确认书的格式，应当统一。其内容应当包括：当事人的基本信息、电子地址、同意的事项、法律后果的告知、变更的方式、签收的日期。格式的统一，可以减少争议，也便于归档。
确认书的签署，应当由当事人本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完成。若由他人代签，须有授权委托书；无授权的代签，效力存疑，法院应当核实。
地址变更的告知，应当有明确的渠道。法院应当提供线上、线下两种方式，并确保告知能够及时更新到系统；若系统未更新，法院不得以“当事人未告知”为由归责。
地址确认书的“期限”，也应当明确。有的确认书约定“至本案终结”，有的约定“一年内有效”。约定的期限届满，法院应当重新确认；未重新确认的，不得径行送达。
（三）地址确认与变更
地址确认书，是电子送达的基础。当事人应当在确认书中填写电子地址，并确认该地址用于接收诉讼文书；确认书应当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，并注明日期。
确认书的效力，及于本案的一审、二审与执行程序。当事人在一审中确认的地址，二审可以继续使用；但当事人明确变更的，应当以变更后的地址为准。效力的延续，可以减少重复确认。
地址变更，应当及时告知法院。未告知的，按原地址送达；由此产生的后果，由当事人承担。但法院在收到变更告知后，应当及时更新系统；未更新的，不得以原地址送达。
须注意，地址的“真实性”由当事人负责。当事人提供虚假地址的，送达可能无效，且可能构成妨害诉讼；法院可以依法制裁。责任的分配，应当明确。
五、程序保障与救济
释明的标准，是“使当事人理解”。理解包括三个层面：知道电子送达是什么、知道不查看的后果、知道如何救济。三个层面均达到，释明才算充分。
释明的方式，可以多样化：书面告知、口头说明、视频指引、示范操作。对于老年人、残障人士，应当提供特别的协助，如电话指导、上门帮助。
释明的记录，应当入卷。记录可以是当事人签收的告知书、庭审笔录的记载、平台的操作日志。记录的作用，是证明法院履行了义务，也是当事人主张救济的依据。
释明的“语言”，应当通俗。法律文本中的“视为送达”“丧失异议权”等表述，当事人未必理解；法院应当以日常语言解释，必要时提供示例。通俗，是释明有效的前提。
（一）释明义务
释明的内容，包括：电子送达的方式、送达的效力、未查看的后果、撤回的条件、技术故障的救济途径。释明应当以书面为主，辅以口头说明；书面释明应当由当事人签收。
释明的时点，应当在同意之前。先释明，后同意，同意才有效；先同意，后释明，则同意的效力存疑。故法院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环节，完成释明。
释明的方式，应当便于理解。法律术语应当转化为日常语言；技术操作应当提供指引；风险提示应当具体，如“未在期限内查看，可能被视为送达”。
若法院未释明，当事人可以主张送达无效。但若当事人已经实际接收并参与诉讼，则其主张难以成立。实际参与，可以补正释明的欠缺。
技术故障的认定，应当有“客观标准”。系统宕机的公告、运营商的故障通知、平台的维护记录，均可以作为证据；当事人的单方陈述，不足以认定故障。
故障期间的期间计算，应当扣除。若故障持续数日，当事人的上诉期、举证期应当相应顺延；顺延的期间，以故障的实际持续时间为准，不以当事人的主张为准。
故障的预防，也应当重视。法院应当建立备用通道，如短信与邮件并用、电子与纸质并用；应当定期演练，确保故障时能够及时切换。预防的成本，低于补救的成本。
（二）技术故障的救济
技术故障，包括：系统宕机、网络中断、短信未推送、邮件被拦截、账户被冻结等。故障的发生，可能导致当事人未能接收文书，从而丧失程序权利。
故障的举证，由主张故障的一方承担。其应当提交系统日志、运营商证明、截图等材料；法院可以依职权核查。举证成立，送达的效力受到影响。
故障的救济，包括：重新送达、顺延期限、恢复权利。若故障发生在送达环节，应当重新送达；若故障导致期限错过，应当顺延；若故障导致判决生效，可以通过再审或者异议救济。
须注意，故障的救济不得滥用。当事人以“未收到”为由反复主张，而系统日志显示已到达的，法院不予支持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制裁。救济的目的是保障权利，而非拖延程序。
缺席判决的作出，应当经过“三重审查”：送达是否合法、传唤是否到位、当事人是否有正当理由未到庭。三重审查均通过，方可缺席判决；否则，应当延期或者重新传唤。
对于电子送达的案件，三重审查应当更为严格。法院应当主动核查：当事人是否登录过平台、是否查看过文书、是否有回复；核查的记录，应当入卷。
缺席判决后的救济，应当畅通。当事人以“未收到”为由申请再审的，法院应当审查送达的有效性；若送达确有瑕疵，应当再审；若送达有效，应当驳回，并说明理由。
缺席判决的“理由”，应当充分。判决书应当载明送达的过程、传唤的方式、当事人未到庭的情况；理由充分，判决才能经得起上诉审与再审的审查。
（三）缺席判决的审慎
缺席判决，以“合法传唤”为前提。若送达无效，则传唤不合法，缺席判决便失去基础。故在电子送达的案件中，法院应当格外审慎地审查送达的有效性。
审查的要点，包括：同意是否真实、地址是否确认、到达是否有日志、是否有提示、是否有故障。五项具备，送达的有效性较为可靠；缺一，则应当补充送达或者延期审理。
对于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的电子送达，更应当审慎。三类文书直接关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救济期限，若送达无效，则上诉期、申请再审期均无法起算。故应当采用“电子+纸质”的双轨方式，确保送达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在电子送达后，未再邮寄纸质文书，导致当事人不知判决内容，错过了上诉期。此种做法，虽符合第九十条的文义，但不符合程序保障的精神。双轨送达，更为稳妥。
六、类型化的展开
三类文书的电子送达，应当“双轨并行”。电子送达的同时，应当邮寄纸质文书；两者到达时间不一致的，以“最先到达”为准；上诉期从最先到达之日起算。双轨的成本虽高，但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。
裁定书的类型多样，是否一律适用电子送达，须区分。程序性裁定（如延期审理、准许撤诉）风险较低，可以电子送达；实体性裁定（如财产保全、先予执行）风险较高，应当审慎。
调解书的生效，以“签收”为要件。电子送达的“到达”，是否可以视为“签收”？通说认为可以，但当事人主张未查看的，应当允许其举证；举证成立的，调解书不生效。
（一）判决书、裁定书与调解书
三类文书的电子送达，须经“明示同意”。其理由在于：三类文书关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救济期限，风险较高；明示同意可以确保当事人知悉风险，减少争议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在地址确认书中一并取得对三类文书的同意，此种做法可行，但须在确认书中明确提示；未明确提示的，不得推定同意。提示的具体性，是同意有效的前提。
调解书的电子送达，还有一层特殊性：调解书须经双方签收方生效。若以电子方式送达，则以“到达”为签收；但当事人可能主张未查看，从而否认生效。故应当辅以电话确认或者纸质补送。
支付令的异议期，为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。若电子送达的到达时点不明，异议期便无法起算。故支付令的电子送达，应当以“确认收悉”为要件，不能仅以“发送成功”为准。
执行文书中的“报告财产令”，其送达关系被执行人的申报义务。若未送达即认定其未申报，进而采取罚款、拘留措施，则程序违法。故执行文书的电子送达，应当留存到达凭证。
拍卖公告、变卖公告等，属于“公告”而非“送达”，不适用第九十条。其效力，依公告的发布方式与期限确定；电子发布只是公告的载体，不改变其性质。
（二）支付令与执行文书
支付令的送达，关系督促程序的效力。若支付令不能送达，则程序无法推进；若送达无效，则支付令失效。故电子送达支付令，应当以“确认收悉”为前提，不能仅以“发送成功”为准。
执行文书的送达，关系执行行为的效力。查封、扣押、拍卖等裁定，须送达当事人；未送达的，执行行为可能被撤销。故电子送达执行文书，应当保存到达日志，并在必要时补送纸质文书。
须注意，执行中的“报告财产令”“限制消费令”等文书，具有惩戒性质。其送达更应当严格，确保当事人知悉；未送达即采取惩戒措施的，可能构成违法。
涉外电子送达，还须注意“语言”问题。文书应当附有受送达人所在国官方语言的译本，或者依条约的规定提供译本；未提供译本的，送达可能被认定无效。
海牙送达公约的适用，须依公约规定的中央机关途径。电子送达是否属于公约允许的方式，须看受送达人所在国的声明；未声明的，不宜径行采用。
公告送达的期限，为三十日；涉外案件为三个月。期限的起算，以公告发布之日为准；公告的内容，应当包括当事人、案由、文书的主要内容、法律后果。
涉外送达的“期间”，较为宽裕。被告的答辩期为三十日，上诉期为三十日；期间的起算，以送达之日为准。电子送达的到达时点，直接影响期间的起算，故应当准确记录。
（三）涉外与公告送达的衔接
涉外送达，依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可以采用条约规定的方式、外交途径、邮寄、电子邮件等方式。以电子邮件送达的，须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不禁止；否则，可能被认定无效。
涉外电子送达的难点，在于“确认收悉”。域外邮箱的退信、拦截、语言障碍，均可能影响到达。故应当保存发送记录、回执与翻译件，以备审查。
公告送达，是最后的救济手段。若电子送达无效，且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可以公告送达；公告期满，视为送达。但公告送达的适用应当严格，不能以“电子送达未查看”为由径行公告。
涉外与公告的衔接，应当遵循“比例原则”：先尝试直接送达、电子送达，再考虑公告；公告的期限应当充分，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答辩权。
从更长的时段看，电子送达的演进，是司法适应数字时代的一个缩影。早期的实践，侧重于“能不能用”；此后的实践，侧重于“怎么用好”；未来的实践，应当侧重于“如何保障”。三个阶段，层层递进。
保障的核心，是“知情”与“救济”。知情使当事人能够作出选择，救济使当事人在出错时不至于失去权利。二者具备，电子送达才不是“强制的便利”，而是“可接受的高效”。
技术的进步，还会带来新的问题：区块链送达、智能合约通知、人工智能助理接收文书，均可能挑战现有的规则。法律的回应，应当保持开放，但不得放弃底线：送达必须使当事人知道。
对法院而言，最重要的或许不是技术的先进，而是态度的审慎。每一起电子送达，都关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；每一次点击，都可能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。审慎，是司法者应有的品质。
由此观之，电子送达的争论，表面是技术问题，实质是程序理念的问题。若把送达理解为“告知”，则一切技术都应当服务于知悉；若把送达理解为“手续”，则技术便可能沦为形式的完成。理念的选择，决定规则的走向。
本文选择前者。因为送达的目的，从来不是让卷宗上多一个签收的痕迹，而是让当事人真正参与程序、表达意见、维护权利。失去这一目的，再高效的送达，也只是空转。
对当事人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行为的选择：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同意，可以在地址变更时及时告知，可以在故障发生时主张救济。选择的空间，本身就是程序保障的一部分。
最后须强调，任何规则都须由人来执行。法官的一次提醒、书记员的一次核对，往往比条文更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。制度的温度，最终体现在这些细微的行动之中。
七、结语
电子送达的同意与到达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：同意是程序处分，须以知悉为前提；到达采到达主义，以进入特定系统为准；救济以补正为原则，不能径行拟制送达。
本文的三个主张，都围绕“程序保障”展开。同意解决“是否自愿”的问题，到达解决“何时生效”的问题，救济解决“出错怎么办”的问题。三者依次展开，电子送达便从“技术便利”变为“可接受的程序”。
对法院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操作的指引：先释明，再取得同意；先确认地址，再发送文书；先保存日志，再认定到达；先补正故障，再推进程序。四步依次展开，送达的合法性便有保障。
对当事人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权利的保护：其可以在知情的前提下选择是否同意，可以在地址变更时及时告知，可以在故障发生时主张救济。权利的实现，依赖于规则的明确。
还须看到，电子送达的推广，与数字鸿沟的现实相关。老年人、残障人士、偏远地区居民，可能缺乏使用电子设备的能力；若一律推行电子送达，反而损害其诉权。故应当保留纸质送达的选项，并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最后须指出，送达的本质，是“让当事人知道”。技术只是手段，知悉才是目的。若手段的便利以牺牲知悉为代价，则送达便失去了意义。司法的温度，正体现在这种对“知道”的坚持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