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涉外婚姻的财产纠纷，往往在离婚时集中爆发。一方主张适用中国法，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；另一方主张适用外国法，按分别财产制处理。适用的法律不同，分割的结果可能相差数倍。
冲突规范看似明确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：夫妻财产关系，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经常居所地法律、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；没有选择的，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；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，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。
三层顺位，依次下落。但每一层的“条件”是什么？“协议选择”在何时作出才有效？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如何识别？没有共同居所、又无共同国籍的，如何处理？条文未答。
实务因此出现两种偏差。一种是“选择的虚化”：当事人虽在婚前协议中“选择”了法律，法院却以“与争议无关”“未办理公证”“未经对方同意”等理由不予采纳，径行适用共同居所地法。
另一种是“居所地的泛化”：法院以“户籍地”“出生地”“父母居住地”替代“经常居所地”，或者以“曾经共同居住”认定“共同经常居所”，使第二层的适用条件被“稀释”。
两种偏差的共同根源，是“阶梯”的意识不强。三层顺位不是“并列的选项”，而是“依次的阶梯”：前一层可用，则不问后一层；前一层不可用，才下落至后一层。跳跃与并用，均违背条文的构造。
本文主张，第二十四条应作“阶梯式”解释。第一层是“协议选择”，其条件是“有效的协议”；第二层是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，其条件是“共同的、经常的居住”；第三层是“共同国籍国”，其条件是“共同的国籍”。
意思自治的时点，是本文的第一个争点。本文主张，选择应限于“争议发生之前”，即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。争议发生后，一方单方“选择”的，不构成协议；双方共同选择的，可视为“事后协议”，但其效力受“第三人保护”的限制。
意思自治的界限，是本文的第二个争点。选择的自由，不是无限的自由：不得选择与夫妻财产关系无“实质联系”的法律；不得规避我国关于夫妻财产制的基本框架；不得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。
共同经常居所地的识别，是本文的第三个争点。本文主张“生活中心＋持续居住”的双重标准：以夫妻共同生活的主要地点为中心，以“持续一定期间”为要件。户籍、国籍、房产，只是“参考”，不是“标准”。
涉不动产物权的优先，是本文的第四个争点。夫妻财产关系与不动产物权，可能“竞合”：一方主张分割境外的房产，既涉“夫妻财产关系”，又涉“不动产物权”。此时，物之所在地法优先。
涉外婚姻在内地如何办理离婚、管辖与法律适用如何衔接，站内涉外/涉港澳台婚姻在内地如何办理离婚？一文已有面向当事人的梳理；本文所要做的，是把“离婚”这一程序问题，接到“财产关系”这一冲突法问题上。
本文的结构：先梳理规范与实务；再论证阶梯式适用的法理；继而展开意思自治的时点与界限；然后讨论居所地的识别；接着处理不动产与第三人的保护；最后讨论外国法的查明与裁判说理。
须先界定概念。本文所称“夫妻财产关系”，指夫妻之间因婚姻而生的财产归属、管理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以及债务承担的关系，包括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。
本文所称“涉外”，指婚姻关系的主体、客体或者法律事实中，至少有一项具有外国因素。涉港澳台的婚姻，参照涉外处理，但须注意“一国”的前提，不适用“国际”冲突规范的某些规则。
二、规范梳理与实务考察
第二十四条的立法，吸收了国际上的“意思自治”趋势。传统的夫妻财产关系，多适用“丈夫的属人法”；二十世纪以后，“共同属人法”“共同居所地法”逐渐取代，近年以来，“意思自治”又被引入。
三层顺位的设计，体现了“从当事人意思，到共同生活中心，到共同国籍”的递进逻辑。递进的依据，是“联系的紧密程度”：当事人选择的法，联系最紧密；共同居所地，次之；共同国籍，再次。
但条文对“协议”的形式与实质，未作规定。形式是否须“书面”？是否须“公证”？实质是否须“双方合意”？是否须“与财产有关”？这些，均留给解释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对“经常居所地”作了界定：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，为其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，但就医、劳务派遣、公务等情形除外。
该界定适用于“自然人”的一般情形，但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的认定，仍需“共同”与“经常”两个要素的结合。“共同”指夫妻双方“同时”居住；“经常”指“连续一年以上”。两个要素，缺一不可。
实务中，“共同”的认定常被忽略。有的法院以“一方在某地居住满一年”即认定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，忽略另一方是否“同时”居住；有的以“婚后曾在该地共同生活数月”认定，忽略“一年”的要求。
“经常”的认定，亦有偏差。有的法院以“户籍”代替“居住”，以“房产”代替“生活”，使“经常居所地”退化为“户籍地”。这与司法解释的“连续居住”标准，明显不符。
关于“协议选择”，实务中的采纳率不高。原因有三：其一，协议多为“婚前协议”，形式不规范，内容不明确；其二，协议选择的法，往往与“争议”无“实质联系”，法院难以适用；其三，协议可能损害“弱势一方”或者“第三人”的利益。
采纳率低，导致“意思自治”的规范目的落空。立法设置第一层，是为“尊重当事人的预期”；若协议普遍不被采纳，则当事人无法“规划”其财产关系，法律的“指引”功能丧失。
学理上，关于三层顺位的性质，有“并列说”与“阶梯说”两种。并列说主张，三层是“并列的连结点”，法院可选择“最密切联系”的一层；阶梯说主张，三层是“依次的顺位”，前层不可用，才用后层。
并列说的优点，是“灵活”，可依个案选择“最适当”的法；缺点是“不确定”，当事人无法预见，也可能导致“挑选法院”。
阶梯说的优点，是“确定”，当事人可依顺位预见；缺点是“僵化”，可能在某些情形下导致“不适当”的结果。
本文采阶梯说。理由有三：其一，条文的表述是“没有选择的，适用……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，适用……”，明显是“依次下落”的结构；其二，阶梯说符合“密切联系”的排序，前层的联系强于后层；其三，阶梯说可限制法官的裁量，减少“同案不同法”。
阶梯说并不排斥“例外”。若依阶梯适用的法与案件“无实质联系”，而另一法与案件“有更密切联系”，可依“例外条款”调整。但例外的适用，须“充分说理”，不能成为“随意挑选”的借口。
须辨析“统一论”与“分割论”。统一论主张，夫妻财产关系整体适用一个法；分割论主张，动产与不动产、婚前与婚后，可分别适用不同的法。第二十四条采“统一论”，但不动产的物权问题，仍由物之所在地法调整。
三、阶梯式适用的法理
阶梯式的法理基础，是“联系的递进”。当事人选择的法，是其“意志”的体现，联系最为直接；共同经常居所地，是其“生活”的中心，联系次之；共同国籍，是其“身份”的归属，联系再次。
递进的逻辑，与“最密切联系原则”一致，但更为“确定”。最密切联系原则要求法官“比较”各连结点的联系程度；阶梯式则“预设”了比较的结果，法官只须“判断”前层是否可用。
预设的好处，是“可预见”。当事人在结婚时即可知道：若有协议，依协议；若无协议，依共同居所地；若无共同居所地，依共同国籍。可预见，是“规划”的前提。
预设的代价，是“僵化”。某些情形下，共同居所地的联系可能弱于共同国籍，但阶梯式仍要求适用居所地法。此时，可依“例外条款”调整，但调整须“谨慎”。
阶梯式的操作，可分三步。第一步，审查“有无有效的协议选择”；有，则适用所选的法，不再审查后层。第二步，审查“有无共同的经常居所地”；有，则适用该地法。第三步，审查“有无共同的国籍”；有，则适用该国法。三步之后仍无，则适用“最密切联系”的法。
三步的顺序，不可颠倒。若先审查“共同居所地”，再审查“协议”，则可能“以居所地否定协议”，违背“意思自治优先”的立法意旨。
三步的“排他性”，须予强调。第一层成立，则第二、三层“不适用”；不得以“居所地联系更密切”为由，排斥当事人的选择。意思自治的优先性，正是“排除后层”的效力。
排他性的例外，是“强制性规定”与“公共秩序”。若所选的法违反我国的强制性规定，或者损害我国的公共秩序，则不予适用，回到阶梯。例外的适用，须“严格”，不能动辄以“公共秩序”否定当事人的选择。
“最密切联系”的兜底，适用于“三层均不可用”的情形。例如，夫妻双方无共同居所、无共同国籍，且在第三国结婚、在第四国居住。此时，依“最密切联系”确定准据法。
兜底的适用，须“说明理由”。法官应指出“最密切联系”的“连结点”：财产所在地、婚姻举行地、子女居所地、当事人的主要活动地。仅凭“感觉”的兜底，不可接受。
阶梯式与“反致”的关系，须予澄清。第二十四条未规定“反致”，通说认为，冲突规范指定外国法时，指该国的“实体法”，不包括其“冲突法”。故不发生“反致”。
不发生反致的理由，是“确定性”。若允许反致，则适用的法可能“绕回”我国法，或者“绕至”第三国法，当事人无从预见。确定性，是冲突规范的首要价值。
阶梯式与“区际冲突”的关系，须专门讨论。涉港澳台的婚姻，属“区际冲突”，不属“国际冲突”。第二十四条可否“参照适用”？本文主张“可以参照，但须调整”。
调整之处，在于“共同国籍”这一层。港澳台居民与中国内地居民，同属“中国国籍”，故“共同国籍国法”这一层，在区际冲突中“无意义”。此时，应直接下落至“最密切联系”的法。
调整的理由，是“一国”的前提。区际冲突的解决，以“国家统一”为基础，不适用“国籍”这一连结点；而应依“居所地”“财产所在地”“婚姻举行地”等连结点，确定准据法。
四、意思自治的时点与界限
意思自治的时点，是实务中最易被忽略的问题。当事人在何时“选择”法律，才为有效？条文只规定“可以协议选择”，未规定“何时选择”。
本文主张，选择应限于“争议发生之前”。理由有三：其一，夫妻财产关系的“规划”功能，要求选择在“关系存续期间”作出，方能指导当事人的行为；其二，“争议发生后”的选择，往往受“诉讼策略”的影响，难以反映“真实的合意”；其三，“争议发生后”的选择，可能损害“第三人的信赖”。
“争议发生之前”的认定，以“提起离婚诉讼”“提起财产分割诉讼”“一方明确表示争议”为标志。在此之前的选择，推定为“有效”；在此之后的选择，须审查“是否自愿”“是否损害第三人”。
争议发生后的“共同选择”，并非一律无效。若双方“平等协商”“各自有律师协助”“充分了解后果”，则可认定“有效”。但该选择不得对抗“已经形成的第三人权利”。
争议发生后的“单方选择”，一律无效。一方在诉讼中“主张适用某国法”，不构成“协议选择”；法院不得以其“主张”为由，适用该国法。
选择的形式，本文主张“书面为原则”。书面形式可“固定”选择的时点与内容，避免“事后争议”。口头选择，须有“充分证据”证明，且须“双方确认”。
书面形式的具体要求，可参照“婚前财产协议”的规范：双方签名、注明日期、明确“所选的法”。公证不是“生效要件”，但可作为“证明力”的增强。
选择的范围，限于本条列举的三类：一方经常居所地法、国籍国法、主要财产所在地法。当事人不得选择“与夫妻财产关系无实质联系”的第三国法。
限制的理由，是“防止规避”。若允许任意选择，当事人可能选择“对己有利”的法，规避“本应适用”的强制性规定。限制选择的范围，是“反规避”的技术。
“主要财产所在地”的确定，须有标准。本文主张“价值标准”：以夫妻财产“价值总额”的主要部分所在地为“主要财产所在地”。价值标准优于“数量标准”，因为财产的价值差异远大于数量差异。
主要财产所在地的“时点”，以“选择时”为准。选择后财产发生变动的，不影响选择的效力；但若变动导致“主要财产”迁移，另一方可主张“重新选择”。
选择的效力，及于“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”，不及于“第三人的权利”。夫妻选择“分别财产制”，不得对抗“不知情的债权人”；债权人仍可依“行为地法”或者“物之所在地法”，主张其权利。
第三人保护的规则，本文主张“行为地法优先”。债权人与夫妻一方发生交易时，其“信赖”的基础是“交易行为地”的法律；故夫妻财产制对第三人的效力，应依“行为地法”判断。
行为地法优先的理由，是“交易安全”。第三人难以“查明”夫妻的内部约定，只能依“行为地”的一般规则判断；若允许夫妻以“内部约定”对抗第三人，则交易安全无从保障。
选择的“变更”与“撤销”，须有规则。夫妻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“变更”选择，但变更须“书面”“双方合意”，且不得损害“第三人”。撤销选择，视为“未选择”，回到阶梯的第二层。
选择的“无效”，须有后果。选择无效的，视为“未选择”，依阶梯确定准据法；选择部分无效的，无效部分不影响其他部分。无效的认定，须“充分说理”。
五、共同经常居所地的识别
共同经常居所地，是第二层的连结点。其识别，须解决三个问题：何为“居所”？何为“经常”？何为“共同”？三个问题，层层递进。
“居所”与“住所”不同。住所是“永久居所”，以“久住的意思”为要件；居所是“实际居住地”，不以“久住的意思”为要件。冲突法上的“经常居所地”，采“居所”的概念，重在“事实”。
采“居所”而非“住所”的理由，是“事实的可查性”。“久住的意思”难以证明，“实际居住”易于查明；以“事实”为连结点，可提高冲突规范的“可操作性”。
“经常”的认定，司法解释采“连续居住一年以上”的标准。一年的期间，是“最低要求”，不是“充分条件”；居住满一年，仍须结合“生活的中心”判断。
“连续”的认定，须有“弹性”。短期出境、探亲、就医，不中断“连续”；但“长期外派”“定居他国”，则中断“连续”。中断后“重新起算”，不能“累计”。
“生活中心”的判断，须综合考量：家庭成员的居住地、子女的就学地、主要收入来源地、社会保险的缴纳地、日常消费的地点、社会交往的范围。六项因素，综合判断，不能只看一项。
“共同”的认定，须“同时”。夫妻双方“同时”在某地居住满一年，方构成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。一方居住满一年、另一方仅短期探访的，不构成“共同”。
“同时”的认定，须注意“分居”的情形。夫妻分居两地，各自居住满一年，是否构成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？本文主张“不构成”：分居的实质，是“生活的分离”，与“共同”的要求相悖。
分居后的“居所地”，应如何确定？本文主张“分别确定”：各自的“经常居所地”，作为“一方经常居所地”，可作为“协议选择”的对象；但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这一层，因“无共同”而不适用。
“短期流动”的情形，须予区分。夫妻因工作“两地分居”但“周末团聚”的，其“生活中心”在何地？本文主张“以主要生活时间为准”：一周中居住时间较长的地点，为“生活中心”。
“流动人口”的情形，须特别处理。夫妻均为“外出务工人员”，在务工地居住多年，户籍仍在原籍。此时，“经常居所地”为“务工地”，而非“户籍地”。户籍不是“经常居所地”的标准。
“留学生”的情形，亦须处理。夫妻一方在国外留学，居住满一年，其“经常居所地”是否为“留学地”？司法解释将“就医、劳务派遣、公务”列为“除外”，未及“留学”。
本文主张，“留学”应“区分对待”：长期留学（如攻读学位）且“生活中心”在留学地的，可认定为“经常居所地”；短期进修、访学的，不宜认定。区分的标准，是“生活的稳定性”。
“共同经常居所地”的“时点”，以“争议发生时”为准，还是以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”为准？本文主张“以争议发生时为准”，因为冲突规范的适用，以“争议”为起点。
但“争议发生时”的居所地，可能因“一方迁居”而“人为制造”。此时，应审查“迁居的真实性”：以“规避法律”为目的的迁居，不予认可。
“举证责任”的分配，须予明确。主张适用“共同经常居所地法”的一方，应举证证明“共同”“经常”“居住”三项事实；对方主张“不构成”的，应提出反证。
举证的方式，可以是“居住证明”“房屋租赁合同”“水电费单据”“子女学籍证明”“社保记录”“银行流水”。多种证据“相互印证”的，方可认定。
“共同国籍”的认定，相对简单。夫妻双方“同为”某国公民，即为“共同国籍”。但“双重国籍”“无国籍”的情形，须特别处理。
我国不承认“双重国籍”。夫妻一方“取得外国国籍”的，其中国国籍“自动丧失”；此时，“共同国籍”可能“消灭”，须下落至“最密切联系”。
“无国籍”的情形，以“经常居所地”替代“国籍”。无国籍人无“国籍国法”可适用，故第三层“不适用”，直接下落至“最密切联系”。
六、不动产物权与第三人保护
夫妻财产关系与不动产物权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。前者调整“夫妻之间”的财产归属，后者调整“物”的归属与变动。二者可能“竞合”，也可能“分离”。
竞合的典型，是“境外房产的分割”。一方主张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，另一方主张依物之所在地法确认“单独所有”。此时，应先确定“物权归属”，再确定“财产分割”。
先确定物权归属的理由，是“物权的对世性”。物权的归属，影响“第三人”的利益，不能仅依“夫妻之间的约定”确定；故应先依“物之所在地法”，确定“谁享有物权”。
再确定财产分割的理由，是“债权的相对性”。分割是“夫妻之间”的请求权，其依据是“夫妻财产制”，可依第二十四条确定准据法。分割的结果，是“一方取得补偿”，而非“直接取得物权”。
“直接取得物权”与“取得补偿”的区别，至关重要。前者是“物权的变动”，须依物之所在地法办理“登记”；后者是“债权的给付”，只须“判决”即可执行。混淆二者，可能导致“判决无法执行”。
实务中的错误，多是“以分割代替确权”：判决“某房产归某方所有”，未审查“物之所在地法”是否允许“依判决直接取得”；结果，判决在外国“不被承认”，或者“无法登记”。
避免错误的方法，是“分层判决”：先依物之所在地法，确认“物权的归属”；再依第二十四条，确定“分割的比例”；最后判令“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补偿”，或者“协助办理登记”。
物之所在地法的“强制适用”，须予强调。第三十六条规定，不动产物权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该条是“强制性规定”，不因当事人的“协议选择”而改变。
故当事人不得以“协议选择”规避物之所在地法。约定“境外房产适用中国法”的，该约定对“物权归属”无效；但对“夫妻之间的补偿”有效。约定的“部分无效”，不影响其他部分。
第三人保护的问题，在“不动产交易”中尤为突出。夫妻一方“擅自出售”境外房产，买受人“善意”的，其权利应受保护。保护的程度，依“物之所在地法”判断。
若依物之所在地法，买受人“善意取得”物权，则夫妻另一方的“分割请求权”，只能转为“对出售方的债权”，不能“追及”该房产。这一结果，是“交易安全”对“夫妻财产”的优先。
若依物之所在地法，买受人“不能善意取得”，则夫妻另一方可“追及”该房产，或者主张“出售行为无效”。这一结果，是“夫妻财产”对“交易安全”的优先。
优先的“选择”，由“物之所在地法”决定，而非由“法院地法”决定。这一安排，体现了“物权法定”的原则：物权的种类与内容，依“物之所在地法”，不依“法院地法”。
“准物权”的处理，亦须讨论。股权、知识产权、船舶、航空器，其“物权”的准据法，各有特殊规则：股权依“公司成立地法”，知识产权依“保护地法”，船舶、航空器依“登记地法”。
夫妻财产关系涉“准物权”的，应先依“特殊规则”确定“权利归属”，再依第二十四条确定“分割”。与不动产的处理，逻辑相同。
“境外存款”的处理，须特别注意。存款的“物权”，依“账户所在地法”；但存款的“分割”，依第二十四条。实务中，法院可直接判令“分割存款”，但执行须“境外协助”。
“境外公司股权”的处理，更为复杂。股权的“归属”，依“公司成立地法”；股权的“价值”，依“公司资产”评估；股权的“分割”，依第二十四条。三个环节，须分别处理。
第三人保护的“一般规则”，可归纳为三点：其一，交易行为地法优先于夫妻财产制；其二，善意第三人优先于非善意的配偶；其三，登记（或者公示）优先于未登记的内部约定。
三点规则的法理，是“公示公信”。夫妻财产制是“内部安排”，缺乏“公示”；第三人难以“查明”，只能依“外观”判断。故“外观”优先于“内部”，是交易安全的要求。
七、外国法的查明与裁判说理
外国法的查明，是涉外审判的“瓶颈”。第二十四条规定了“可适用的法”，但“如何查明”，仍是难题。查明不能，则案件“无法裁判”，或者“适用我国法”。
第十条规定了查明的路径：由当事人提供；当事人未提供的，由法院依职权查明；查明不能的，适用我国法。三种路径，依次递进。
“当事人提供”的路径，须有“形式要求”。当事人应提供“该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文本”“权威的司法解释或者判例”“专家的意见”。仅提供“法律条文”的，不足以“查明”。
“法院查明”的路径，须有“方法”。可通过“外交途径”“司法协助”“国际组织”“法律数据库”“专家证人”等方式查明。方法的选择，依“效率”与“可靠”权衡。
“查明不能”的认定，须“审慎”。不能因“查明困难”即认定“不能”，须“尽合理努力”；努力的“程度”，依“案件的复杂程度”与“当事人的能力”判断。
“适用我国法”的后果，须“说明理由”。裁判文书应说明“查明的过程”“不能的原因”“适用我国法的依据”。仅写“查明不能，适用中国法”的，说理不足。
“适用我国法”的性质，有“替代说”与“推定说”两种。替代说主张，我国法是“替代”外国法的“补充规范”；推定说主张，我国法是“推定”与外国法“相同”的规范。
本文采“替代说”。理由：推定说以“外国法与我国法相同”为前提，缺乏依据；替代说是“法院地法的补充适用”，符合“不得拒绝裁判”的原则。
裁判说理，应“分层展开”。第一层，说明“本案为涉外夫妻财产关系”，界定“争议的性质”；第二层，说明“三层顺位的适用”，逐层论证“为何适用该层”；第三层，说明“该层法律的具体内容”，以及“如何适用于本案”。
三层的说理，缺一不可。缺第一层，则“为何适用冲突规范”不明；缺第二层，则“为何适用该国法”不明；缺第三层，则“为何得出该结论”不明。
说理的“深度”，应随“争议的强度”调整。当事人“对法律适用有争议”的，应“充分说理”；无争议的，可“简要说明”。说理的“详略”，不影响“说理的必要”。
“类案”的检索，可提升说理的质量。最高法院的“涉外案例库”、各高院的“参考案例”，可提供“参照”；类案的“裁判要旨”，可作为“说理”的支撑。
“专家意见”的运用，值得推广。外国法的内容，属“专业问题”；由“该国法律专家”出具意见，可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。专家意见须“质证”，不能“直接采信”。
“判例法国家”的法律查明，尤为困难。判例“浩如烟海”，且“不断变化”；查明时，应“定位”到“具体规则”，而非“泛泛而谈”。定位的方法，是“关键词检索＋引证追溯”。
“成文法国家”的法律查明，相对容易，但“适用”仍有难点。成文法的“抽象性”，需要“解释”；解释的“方法”，依“该国”的法律解释规则，而非“我国”的规则。
“区际冲突”中的“法律查明”，相对简单。港澳台的法律，可通过“官方渠道”取得；但“判例”的查明，仍须“专业协助”。
制度的完善，可从“数据库”“协作网”“人才”三方面着手。数据库，即建立“外国法查询平台”；协作网，即与“外国法院”“学术机构”建立合作；人才，即培养“懂外语、懂比较法”的法官。
数据库的建设，宜“官方主导”。由最高法院或者司法部牵头，整合“法律文本”“判例”“学术文献”，提供“检索”与“翻译”服务。数据库的“权威性”，是其价值所在。
协作网的建设，宜“双边推进”。与“主要贸易伙伴国”签订“司法合作备忘录”，建立“法律查明”的互助机制。机制的“稳定性”，是其价值所在。
人才的培养，宜“长期投入”。涉外审判的“专业性”，要求法官“懂外语、懂比较法、懂国际经贸”；培养的“周期”较长，须“持续投入”。
最后须交代本文的局限。所论以“婚姻财产”为主，未及“同居财产”“同性伴侣财产”等新型关系；所引比较法资料，以大陆法系为主，未及普通法系的最新发展。这些，均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专家意见的运用，须有规范。当事人提供外国法专家意见的，应附专家的资格说明与意见的依据；法院对意见有疑义的，可要求补充或者出庭说明。专家的选任，可由当事人协商，也可由法院指定。意见的采信，应说明理由；不采信的，亦应说明。专家的费用，由提供方先行垫付，最终由败诉方负担。负担的规则，可抑制无谓的争执。
法律数据库的运用，须审慎。数据库的检索结果，可作为查明的辅助，但不宜单独作为依据。检索的，应确认数据库的权威性与时效性；援引的，应注明检索的日期与路径。判例的援引，应注意其层级与效力；外国的地方法院判决，不宜作为该国法的当然内容。当然内容的认定，仍须回到制定法与最高法院的判例。
说理的公开，须加强。涉外裁判文书，应完整公开法律适用的论证；涉及当事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，可作技术处理。公开的意义，在于形成可检索的案例资源，减少重复查明。公开的不足，是当前涉外审判的短板；短板的弥补，有赖于文书上网与案例库的建设。建设的推进，亦须统一格式，便于检索与比较。
二审与再审的审查，须有重点。二审对法律适用的审查，应全面；对事实认定的审查，应尊重一审的查明。当事人二审才提供外国法资料的，法院可予接纳，但应说明理由；因迟延提供导致程序拖延的，可令其负担相应的费用。再审的审查，以法律适用错误为限；外国法查明的瑕疵，是否构成错误，应视其是否影响裁判结果。结果的判断，是审查的分寸所在。
审理期限的影响，须予考虑。涉外案件的审理期限，不受国内案件期限的限制；但期限的延长，应有正当理由。查明的拖延，是期限延长的主因；拖延的避免，有赖于庭前的准备与争点的整理。争点整理充分的，查明可集中于关键问题；集中的查明，效率更高。效率与准确，须在个案中权衡。
制度完善的方向，可作展望。短期，宜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外法律适用的指导性案例，统一查明的标准；中期，宜建立外国法的查明平台，整合数据库、专家与案例资源；长期，宜在立法中明确查明的责任分配与费用负担。三步的推进，须与涉外审判的专业化同步。同步的推进，方能使查明由瓶颈变为通道。
外国法的变更，须予注意。准据法确定后，该外国法在诉讼中发生变更的，应适用何时的法律？本文主张，以法律关系的成立时为准；但新法有溯及力的，从其规定。变更的证明，由主张的一方承担；无法证明的，仍适用原法。变更的处理，关系到当事人的预期，不宜轻率。轻率的处理，损害法的安定性。
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时间，亦有限制。第二十四条允许夫妻协议选择财产关系的准据法，但选择的时间，宜限于结婚前或者财产关系发生时；事后的选择，可能影响第三人的利益。第三人的保护，是选择的边界。选择的变更，亦须有据；变更为规避法律的，不予认可。认可的标准，是选择的真实与合法。
区际冲突的情形，须专门讨论。涉港澳台的夫妻财产关系，不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，而依各自的区际规则处理。内地的规则，参照涉外处理，但有例外；例外的情形，依司法解释确定。区际的查明，较外国法为易，但仍须审慎。审慎的态度，同样适用于区际的送达与取证。
本文的讨论，以夫妻财产关系为限，未及亲子关系、扶养关系中的法律适用；所引外国立法例，以欧陆为主，未及普通法系的具体规则。这些，均有待进一步研究。研究的推进，须以案例的积累为前提；积累的过程，也是规则生成的过程。
本文的写作，参考了涉外审判一线的裁判文书与公开的调研资料；文中观点，仅代表作者个人，文责自负。涉外领域的规则变动较快，文中所引规范，以写作时的有效文本为准；此后的修改，读者宜自行核对。疏漏之处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八、结语
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，表面是“技术问题”，实质是“价值选择”。选择“意思自治”，是尊重当事人的“规划自由”；选择“共同居所地”，是尊重“生活的事实”；选择“共同国籍”，是尊重“身份的归属”。
三层顺位的设计，试图在“自由”“事实”“身份”之间取得平衡。平衡的“刻度”，由立法预设，由司法校准。预设与校准，缺一不可。
本文主张的“阶梯式”，是对“预设”的尊重：前层可用，不问后层；前层不可用，才下落。阶梯的“次序”，是“联系强度”的排序，也是“可预见性”的保障。
本文主张的“时点限制”，是对“自由”的约束：选择须在“争议之前”，方能反映“真实的合意”；“争议之后”的选择，易受“策略”影响，须受“第三人保护”的限制。
本文主张的“双重标准”，是对“事实”的回归：共同经常居所地，须“生活中心”与“持续居住”兼备；户籍、国籍、房产，只是“参考”，不是“标准”。
从更远处看，涉外家事审判的“难点”，不在“规则”，而在“文化”。不同国家的婚姻观念、家庭结构、财产习惯，差异甚大；规则的“统一”，不能抹平“文化”的差异。
司法的角色，是在“规则”与“文化”之间“搭桥”：以规则“定分”，以文化“止争”；以裁判“说理”，以调解“化怨”。二者结合，涉外家事审判方能“案结事了”。
愿每一段跨国的婚姻，都得到公平的对待；愿每一份跨境的财产，都找到归属的家。此即本文的初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