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，包括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追缴、没收、返还等环节。其涉及的利益极为广泛：国家要追缴违法所得，被害人要挽回损失，被告人要保护合法财产，案外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。四方利益交织，处置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；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，应当及时返还；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，应当予以没收。没收的财物和罚金，一律上缴国库，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。该条为处置提供了实体依据。
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：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，应当妥善保管，以供核查，并制作清单，随案移送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。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，应当及时返还。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，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规范不可谓不备，但实务的困境依然明显。其一，范围不清。何为违法所得，何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，何为被害人财产，界限模糊；其二，审前失控。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，缺乏司法审查；其三，判决笼统。判决主文往往只写“涉案财物由查封、扣押机关依法处理”，不明确具体的归属；其四，救济不畅。案外人主张权利，只能通过申诉或者审判监督，缺乏独立的诉讼渠道。
本文的基本主张是：涉案财物的处置在性质上是独立的对物处分，既非刑罚，亦非保安处分，而是以恢复财产秩序为目的的独立措施；其程序应当具备对物之诉的基本构造；审前处置应当限于保全；审判中应当就权属与性质进行审理；判决主文应当具体明确；案外人的救济应当建立独立的异议之诉。
涉案财物如何处置、追缴与没收的范围如何确定、案外人如何主张权利，操作层面的规则可参见“涉案财物处置”词条的梳理；本文不重复具体的操作步骤，只讨论处置的性质、程序的构造与救济的路径。
（一）规范依据的梳理
涉案财物处置的规范，散见于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以及大量的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。刑法第六十四条是实体基础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是程序基础；此下有《关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等文件，细化了操作规则。
规范的特点是：实体规则多于程序规则，操作规则多于救济规则。关于何为违法所得、如何计算数额，规定较为详细；关于如何审理、如何裁判、如何救济，规定相对简略。这一结构，反映了立法者将处置视为执行问题而非审判问题的思路。
须注意，规范的位阶。涉案财物的处置涉及财产权的限制与剥夺，依立法法的规定，应当由法律设定；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细化，不得创设新的处置种类或者扩大处置的范围。此点，是处置法定原则的要求。
（二）与其他制度的比较
涉案财物的处置，与民事上的返还原物、不当得利、以及强制执行中的财产处置，在功能上相似，均为恢复或者实现财产秩序；但在构造上不同：民事救济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基础，遵循处分原则；刑事处置以国家的职权为基础，遵循法定原则。
差异的正当性，在于刑事处置的公益性。犯罪所得的追缴，不仅是对被害人的救济，也是对犯罪所得的剥夺，具有预防犯罪的功能；故国家可以依职权发动，无须被害人的请求。但公益性的存在，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程序保障。
须注意，两种制度的衔接。被害人可以在刑事程序中主张返还，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；两者择一，不得重复受偿。此点，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则相似。
实务中，有的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获得返还后，又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。此种做法构成重复受偿，法院应当驳回；已获返还的部分，应当从赔偿数额中扣除。此点，是禁止重复受偿原则的体现。
（三）实务困境的梳理
困境之一，是处置范围的扩张。有的办案机关将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全部财产一概查封，以便日后追缴；有的将合法收入与违法所得混同，不作区分；有的将案外人的财产纳入处置范围，理由是“可能属于赃款”。范围的扩张，使无辜者的财产权受到侵害。
困境之二，是审前处置的失控。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，无须司法审查；处置的期限、方式、以及解除的条件，缺乏明确的规定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难以申请解除，案外人更无从主张。此点，是审前程序的结构性缺陷。
困境之三，是判决主文的笼统。判决往往只写“扣押的财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”，不明确具体的归属与数额；执行机关据此自行判断，缺乏裁判的约束。其结果是，处置的随意性增大，当事人与案外人的权利难以保障。
困境之四，是救济渠道的匮乏。案外人主张权利，只能向办案机关提出异议，异议被驳回后，只能通过申诉或者审判监督程序解决；而审判监督的门槛极高，实践中难以启动。此点，是救济机制的缺位。
二、涉案财物的范围
（一）违法所得
违法所得，指通过犯罪行为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的财物。其范围，包括犯罪行为所得的赃款赃物、以及由赃款赃物转化而来的财产；转化的财产，只要能够追溯其来源，仍属于违法所得。
须注意，违法所得的孳息。赃款存入银行产生的利息、赃物出租产生的租金，均属于违法所得，应当一并追缴。此点，与民法上的孳息归属规则一致：孳息随原物。
实务中，有的办案机关将违法所得的认定扩大至被告人的全部经营所得，理由是“经营中有犯罪行为”。此种做法不当，因为违法所得的认定，须以具体犯罪行为与具体财物的对应关系为基础；不能对应的，只能作为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对象，不能按违法所得追缴。
（二）违法所得的转化与追及
违法所得转化为其他财产的，追缴及于转化后的财产。例如，用赃款购买房产、车辆、股权，或者将赃款出借、投资，其转化的财产仍属于违法所得，应当追缴。此点，是追及的效力。
须注意，转化的证明。办案机关应当证明转化财产与原赃款之间的对应关系；不能证明的，不得追缴。对应的证明，可以通过资金的流向、交易的时间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完成。
还须注意，转化的例外。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合，无法区分的，按前述比例原则处理；违法所得用于清偿合法债务的，追缴的对象是债权人受领的款项，但债权人善意的，不予追缴。此点，是善意保护在追及中的运用。
实务中，有的犯罪人将赃款赠与亲属，亲属用于购房。此时应当追缴该房产，但亲属善意且无过错的，可以不予追缴，转而追缴犯罪人的其他财产。此点，是追及与善意保护的平衡。
（三）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
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，指用于实施犯罪的工具、载体或者其他财物，且属于犯罪人本人所有。其要件有三：其一，用于犯罪；其二，属于本人所有；其三，与犯罪有直接关联。
须注意，“本人”的限定。供犯罪所用的他人财物，不得没收，应当返还给权利人；但权利人明知他人用于犯罪仍提供的，可以没收。此点，是所有权保护与犯罪预防的平衡。
实务中，有的办案机关将犯罪人借用、租用的财物一并没收，理由是“用于犯罪”。此种做法侵害了第三人的所有权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查明财物的权属，属于他人的，返还；属于本人的，没收。
（四）违禁品
违禁品，指法律禁止制造、买卖、持有、使用的物品，例如毒品、枪支、淫秽物品。违禁品不论是否属于犯罪人所有，一律没收，因为其存在本身即违法。
须注意，违禁品的认定，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。法律未禁止的物品，不得以“可能危害社会”为由没收；行政机关的规章不得创设违禁品的种类。此点，是处罚法定原则在没收中的体现。
（五）犯罪工具的认定
犯罪工具，是供犯罪所用的物。其认定，须具备直接性：物与犯罪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关联，而非间接的、偶然的联系。例如，用于运输赃物的车辆是犯罪工具，犯罪人前往作案地点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则不是。
须注意，专门性与偶然性的区分。专门为犯罪而准备、使用的物，属于犯罪工具；日常使用、偶尔用于犯罪的物，是否属于犯罪工具，应当结合使用的频率、目的、以及物的性质判断。此点，是比例原则的运用。
实务中，有的办案机关将犯罪人的手机、电脑一概没收，理由是“用于联络”。此种做法过于宽泛，因为手机、电脑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，其日常用途远大于犯罪用途；除非专门用于犯罪，否则不宜没收。
还须注意，没收与价值相当原则。犯罪工具的价值远高于犯罪的社会危害的，可以不予没收，或者折价没收。此点，是比例原则在没收中的体现，也是避免过度剥夺财产权的保障。
（六）与被害人财产的区分
被害人的合法财产，应当及时返还，不得没收。其与违法所得的区别在于：违法所得是犯罪人因犯罪而获得的财物，被害人财产是犯罪人从被害人处取得的财物；前者是犯罪人的获利，后者是被害人的损失。
须注意，两者的竞合。犯罪人从被害人处取得的财物，既是被害人财产，也是违法所得；此时应当优先返还被害人，而非上缴国库。此点，是返还优先于追缴的规则。
实务中，有的办案机关将追缴的财物一律上缴国库，未返还被害人。此种做法违反了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查明被害人的损失，优先返还；返还后的剩余部分，才上缴国库。
三、处置的性质
（一）刑罚说的检讨
刑罚说认为，追缴与没收是刑罚的种类，其目的在于惩罚犯罪。该说的弱点在于：刑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附加刑只有罚金、剥夺政治权利、没收财产三种，追缴与没收违法所得不在其列；且追缴的对象是违法所得，其性质是恢复原状，而非惩罚。
此外，刑罚以罪责为基础，其轻重与罪责相当；而追缴的范围取决于违法所得的多寡，与罪责无关。此点，表明追缴不是刑罚。
（二）保安处分说的检讨
保安处分说认为，没收违禁品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，是为了预防再犯，属于保安处分。该说可以解释违禁品的没收，但难以解释违法所得的追缴：追缴的目的是恢复财产秩序，而非预防再犯。
此外，保安处分的适用以行为人的危险性为基础，须经司法评估；而追缴的适用以财物的违法性为基础，无须评估。此点，表明追缴不是保安处分。
（三）程序独立的价值
程序的独立，有三重价值。其一，保障权利。独立的程序使利害关系人有机会参与，陈述意见、提出证据、进行申辩；其二，发现真实。独立的审理使财物的来源、权属、性质得到查明，避免笼统处理；其三，约束权力。独立的裁判使处置受到司法的审查，避免侦查机关的恣意。
须注意，独立不等于分离。涉案财物的审理，可以与定罪量刑的审理一并进行，以提高效率；但审理的内容应当独立，即就财物的权属与性质单独作出认定，不受定罪结论的当然约束。此点，是独立性的实质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认为“被告人已被定罪，其财产自然是违法所得”。此种推理混淆了定罪与处置：定罪解决的是行为的责任，处置解决的是财产的归属；两者虽有关联，但判断的标准不同。此点，是独立性的要求。
（四）独立对物处分的证成
本文主张，涉案财物的处置是独立的对物处分。其特点有三：其一，对象是物而非人，不以行为人的罪责为基础；其二，目的是恢复财产秩序，而非惩罚或者预防；其三，程序上应当具备对物之诉的构造，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参与。
独立对物处分的定性，具有三重解释力。其一，解释了为何追缴不以有罪判决为前提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即是在被告人缺席或者死亡的情况下，独立进行的对物程序。其二，解释了为何案外人可以参与：对物处分的效力及于物的权利人，权利人有权参与。其三，解释了为何处置须经审理：对物处分涉及财产权的剥夺，须经正当程序。
须注意，定性的实益。将处置定性为独立的对物处分，则其程序不依附于定罪量刑的程序，可以独立进行；其裁判不依附于有罪判决，可以独立作出；其救济不依附于审判监督，可以独立提起。此点，是程序独立性的基础。
四、程序构造
（一）审前处置的限度
审前处置，包括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，其性质是保全，而非处分。保全的目的是防止财物被转移、隐匿、毁损，以保障日后执行的可能；故其范围应当限于与案件有关的财物，其期限应当限于诉讼的必要期间。
须注意，审前处置的制约。查封、扣押、冻结应当由侦查机关申请，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审查批准；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处置，但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补办手续。此点，是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。
实务中，有的侦查机关长期查封、扣押，不及时解除，致使企业停产、家庭生活困难。此种做法违反了比例原则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区分必要与不必要，对不影响诉讼的财物，及时解除。
（二）审前处分与保全的界限
审前处置的性质是保全，其限度是“维持现状”，而非“改变现状”。故查封、扣押、冻结可以限制处分，但不得将财物变价、移交、或者先行返还；已经变价的，应当将价款提存，不得自行处理。
须注意，先行处置的例外。易腐烂、易贬值、保管费用过高的财物，可以依法先行处置；处置的价款应当提存，并告知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。此点，是保全原则与效率考量的平衡。
实务中，有的侦查机关将扣押的车辆、房产先行变卖，价款上缴财政。此种做法超越了保全的限度，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提存价款，待判决后再作处理。
（三）审判中的审理
审判中，法庭应当就涉案财物的权属、性质、数额进行审理。控方应当举证证明财物的违法性；辩方可以提出异议；案外人可以申请参加，主张权利。三方的参与，构成对物之诉的基本构造。
须注意，审理的方式。涉案财物的审理，可以与定罪量刑的审理一并进行，也可以单独进行；单独的，应当另行开庭，保障利害关系人的陈述、申辩、质证权利。此点，是程序保障的要求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庭对涉案财物不作审理，径行在判决中笼统处理。此种做法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，也埋下了执行的隐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在庭审中查明财物的来源、去向、权属，并在判决中明确。
（四）判决主文的表述
判决主文应当明确涉案财物的处理：属于违法所得的，写明追缴的数额与范围；属于被害人财产的，写明返还的对象与数额；属于违禁品或者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，写明没收的种类与数量；属于案外人合法财产的，写明解除查封、返还。
须注意，表述的具体性。仅写“涉案财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”的，不符合裁判明确性的要求；执行机关无从判断，当事人无从救济。此点，是判决明确性原则的体现。
实务中，有的判决在主文中写明“继续追缴”，但未明确追缴的范围与数额。此种表述，实际上将判断权交给了执行机关，超越了审判的权限。正确的做法，是明确追缴的具体内容。
（五）涉案财物的保管
保管是处置的前提。查封、扣押的财物，应当由办案机关妥善保管，或者委托专门机构保管；保管的费用，由财政保障，不得从财物中扣除。保管期间，不得使用、出租、处分。
须注意，保管的责任。因保管不善致财物毁损、灭失的，办案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私自使用、处分的，应当追究纪律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此点，是保管责任的完整性。
实务中，有的办案机关将扣押的车辆交由他人使用，或者长期停放致其报废。此种做法损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，也影响了财物的价值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建立专门的保管场所，定期检查，及时处置易损财物。
（六）执行的展开
执行中，应当区分财物的性质，分别处理。违法所得的，上缴国库；被害人财产的，返还被害人；违禁品的，销毁或者移交主管部门；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，上缴国库或者销毁。
须注意，执行的顺序。被害人财产的返还，优先于违法所得的上缴；同一财物既是违法所得又是被害人财产的，优先返还被害人。此点，是返还优先原则的体现。
还须注意，执行的期限。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物，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及时处理；无正当理由拖延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此点，是执行效率的要求。
五、案外人的救济
（一）现行的救济渠道
现行的救济渠道有三。其一，向办案机关提出异议，要求解除查封、返还财物；其二，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，请求纠正违法处置；其三，通过申诉或者审判监督程序，请求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。
三种渠道的共同缺陷，是缺乏诉讼的构造：异议由办案机关自行审查，缺乏中立性；检察监督是外部监督，缺乏强制力；审判监督的门槛极高，难以启动。此点，是救济不畅的根源。
（二）缺席审判中的处置
缺席审判程序中，被告人不到庭，涉案财物的处置如何进行？此点，是实务中的难题。本文主张，应当参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构造：由检察机关提出申请，法院公告后开庭审理，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参与。
须注意，公告的期限与内容。公告应当载明财物的种类、数量、以及与案件的关系；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，以便利害关系人知悉并主张权利。此点，是程序保障的最低要求。
实务中，有的缺席审判程序未就财物作出处理，留待执行阶段解决。此种做法使处置失去了审判的约束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在判决中一并处理，明确财物的归属。
（三）被害人的程序地位
被害人在涉案财物的处置中，地位特殊：其既是被害人，主张返还财产；又是证人，提供案件的证据。两种身份，使其程序权利的内容不同于被告人，也不同于一般的案外人。
本文主张，被害人应当享有独立的程序权利：其一，知情权，知悉涉案财物的查封、扣押、处置情况；其二，参与权，在庭审中就财物的返还发表意见；其三，救济权，对处置不服的，可以提出异议或者提起诉讼。
须注意，被害人与案外人的区别。被害人主张的是因犯罪而丧失的财产，案外人主张的是与犯罪无关的自己的财产；前者的基础是犯罪的侵害，后者的基础是物权的归属。两者的举证对象不同。
实务中，有的被害人未被通知参加庭审，事后才知悉财物已被上缴国库。此种做法剥夺了被害人的程序权利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通知被害人参加，并在判决中明确返还的内容。
（四）异议之诉的构建
本文主张，建立独立的案外人异议之诉。案外人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有异议的，可以在判决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，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起诉讼；诉讼中，案外人为主张权利的一方，检察机关或者被害人为对方，被告人为第三人。
须注意，诉讼的标的。异议之诉的标的，是案外人对涉案财物的权利，而非原判决的定罪量刑；故其不适用审判监督的程序，也不影响原判决的效力。此点，是异议之诉的独立性。
还须注意，举证责任。案外人应当证明其对财物享有权利，且该权利足以对抗处置；检察机关主张财物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供犯罪所用的，应当举证证明。此点，与民事执行异议之诉的举证构造相似。
（五）审判监督的补充
审判监督是最后的救济，其适用应当限于原判决确有错误的情形。涉案财物的处置错误，属于判决内容的错误，可以成为再审的事由；但再审的门槛高、周期长，不宜作为主要的救济渠道。
须注意，再审的启动。案外人申请再审的，应当证明原判决对财物的处理损害了其合法权益；法院审查后，认为理由成立的，应当裁定再审。此点，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精神一致。
六、实务问题
（一）善意取得
案外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，其权利能否对抗追缴？此点，是实务中的难点。本文主张，应当区分情形：财物是违法所得的，善意取得可以对抗追缴，但以支付合理对价并完成交付或者登记为条件；财物是违禁品的，善意取得不能对抗没收。
理由是：追缴的目的是恢复财产秩序，若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，则财产秩序已经恢复，追缴失去了对象；且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应当保护，否则交易的安全无从保障。违禁品则不同，其流通本身违法，不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。
须注意，善意的判断。第三人受让时不知情，且无重大过失的，构成善意；其应当查询登记、核实来源，未尽合理注意的，不构成善意。此点，与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要件一致。
实务中，有的办案机关将已转让的财物一概追缴，不问受让人是否善意。此种做法侵害了交易的安全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审查受让人的善意与对价，善意的，不予追缴，转而追缴转让的价款。
（二）善意取得的举证
案外人主张善意取得的，应当就三个要件举证：其一，受让时为善意，即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；其二，支付了合理对价；其三，完成了交付或者登记。三个要件缺一不可。
须注意，善意的推定。案外人证明其受让时查询了登记、核实了来源、支付了合理对价的，可以推定其善意；办案机关主张其恶意的，应当举证。此点，是善意推定与恶意举证的分配。
实务中，有的案外人以“不知情”为由主张善意，但受让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，且未办理登记。此时应当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，不构成善意。此点，是善意判断的客观化。
（三）混合财产
混合财产，指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、难以区分的财产。例如，用赃款与自有资金共同购房，或者将赃款存入有自有资金的账户。此时应当如何处置？
本文主张，按比例原则处理：能够查明各自份额的，按份额处置；不能查明的，按等额推定，即推定混合财产中与违法所得等额的部分为违法所得，其余为合法财产。此点，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财产处置中的运用。
须注意，举证的责任。办案机关主张混合财产全部为违法所得的，应当举证；不能举证的，承担不利后果。此点，与无罪推定、疑罪从无的精神一致。
（四）追缴不能的处理
违法所得已被挥霍、毁损、或者无法追回的，应当如何处理？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“责令退赔”，即责令犯罪人以其他财产赔偿被害人的损失；其性质，是替代性的赔偿，而非追缴本身。
须注意，退赔的范围。退赔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，不以违法所得为限；违法所得的数额高于损失的，超出部分不再追缴，因为其已无对应的财产。此点，是损失填补原则的体现。
实务中，有的判决只写“继续追缴”，未明确退赔的义务。此种表述使被害人难以获得实际的赔偿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在判决中明确退赔的数额与期限。
（五）罚金与没收财产的执行
罚金与没收财产，是刑罚的种类，其执行的对象是犯罪人的合法财产。与追缴违法所得不同，罚金与没收财产不针对特定的财物，而针对犯罪人的一般财产；故其执行应当遵循民事执行的一般规则。
须注意，执行的范围。罚金与没收财产的执行，不得涉及犯罪人家属的财产，也不得涉及案外人的财产；犯罪人与家属共有的财产，应当先析产，再执行犯罪人的份额。此点，是财产权保护的要求。
还须注意，执行与追缴的顺序。同一被告人既有追缴又有罚金的，应当先追缴违法所得、返还被害人，再执行罚金；罚金的执行，不得使被害人无法获得返还。此点，是返还优先原则的延伸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先执行罚金，再处理追缴，致使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。此种做法颠倒了顺序，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先返还被害人，再追缴违法所得，最后执行罚金。
（六）与民事执行的竞合
同一财物既是刑事涉案财物，又是民事执行的标的，其处置顺序如何？本文主张，应当区分情形：被害人申请返还的，优先于普通债权的执行；国家追缴违法所得的，与普通债权的执行按比例受偿；罚金、没收财产的，劣后于普通债权。
理由是：被害人的返还请求具有物权的性质，优先于债权；追缴违法所得是国家对犯罪所得的剥夺，与普通债权处于同一顺位；罚金与没收财产是刑罚，其目的在于惩罚，不应优先于无辜的债权人。
须注意，程序的协调。刑事查封与民事查封并存的，应当由先查封的机关处置，其他机关轮候；处置的价款，按前述顺位分配。此点，是查封顺位原则在刑民交叉中的运用。
（七）检察监督的作用
检察机关在涉案财物的处置中，具有双重角色：一方面，其是控方，主张追缴与没收；另一方面，其是法律监督机关，监督处置的合法性。两种角色，应当区分，避免角色的冲突。
须注意，监督的方式。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、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，监督侦查机关的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；也可以通过抗诉，监督法院的处置裁判。此点，是监督的多元化。
实务中，有的检察机关只关注追缴的数额，忽视案外人的权利。此种倾向应当纠正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在追缴的同时，审查案外人的主张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（八）境外追赃的衔接
犯罪人将违法所得转移至境外的，追缴涉及国际司法协助。其路径有三：其一，依双边或者多边的司法协助条约，请求冻结、扣押、返还；其二，依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作出裁判，请求外国承认与执行；其三，通过警务合作、资产分享等方式，促使外国配合。
须注意，程序的独立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独立的对物程序，不以被告人在案为前提；故犯罪人外逃的，仍可以启动该程序，就其在境内的财产作出裁判，再请求境外协助。此点，是对物处分独立性的实践意义。
实务中，有的案件因被告人外逃而长期搁置，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。此种做法不当，因为对物程序可以独立进行；正确的做法，是启动没收程序，先行处理境内的财产，再通过协助追索境外的部分。
（九）类案的统一
涉案财物处置的裁判尺度，各地差异明显。同样的财物，有的法院认定为违法所得，有的认定为合法财产；同样的案外人，有的法院支持其权利，有的驳回。差异的根源，在于性质与程序的把握不一。
统一的方向，是统一性质、统一范围、统一程序。性质上，采独立对物处分说；范围上，严格区分违法所得、犯罪工具、违禁品与被害人财产；程序上，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救济。三者统一，结论自然趋同。
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，明确若干争点：违法所得的转化与追及；犯罪工具的认定标准；案外人善意取得的审查；混合财产的处理。规则明确，才能减少争议。
还须强调说理的完整。追缴的判决，应当说明财物的来源、性质的认定、数额的计算；驳回案外人主张的，应当说明其权利不符合哪一项要件。仅以“属于违法所得”一语带过，难以服人。
从更长的时段看，涉案财物的处置，正在从“附随处理”走向“独立审理”。这一转向，与刑事诉讼整体的改革方向一致：从以定罪为中心，转向定罪与处置并重；从以侦查为中心，转向以审判为中心。对物之诉的建立，正是这一转向的体现。
需要补充的是，处置的规范化依赖信息化。涉案财物的登记、流转、处置全程留痕，可以使办案机关的操作受到监督，也可以使利害关系人查询有据。技术的意义，不仅在于效率，更在于透明。
还有一点须提及：处置的裁判应当兼顾效率。涉案财物的长期查封，既损害当事人的利益，也增加保管的成本；故在审理中应当合理确定审理期限，对易损财物及时处置，对权属清楚的财物及时返还。效率不是牺牲公正，而是使公正及时实现。
七、结语
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：性质上，是独立的对物处分，既非刑罚，亦非保安处分；程序上，应当具备对物之诉的构造，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参与；救济上，应当建立独立的异议之诉，而非依附于审判监督。
本文的三个主张，都围绕“对物之诉”展开。性质解决定位的问题，程序解决构造的问题，救济解决保障的问题。三者依次展开，处置便从行政化的操作，变为可诉的裁判。
对裁判者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使审理有了顺序：先查明财物的来源与权属；再确定财物的性质；再审查案外人的权利；再选择处置的方式；最后明确判决的表述。五步依次展开，结论自然清晰。
最后须指出，处置制度的完善，不能仅靠个案的裁判。涉案财物的集中管理、跨部门的信息共享、以及处置的全程留痕，都是制度运行的基础。司法的功能，在于为这些制度提供裁判的规则；规则的清晰，才能使财产权获得实在的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