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行政诉讼的门槛，首先是一道“谁可以告”的门槛。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有权提起诉讼。前半句清楚，后半句模糊。
“利害关系”是一个开放的概念。若作宽解，任何受行政行为间接影响的人均可起诉，行政诉讼便沦为民众诉讼；若作窄解，只有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方可起诉，第三人权益便无从救济。两种极端，都偏离了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。
实务的分歧，集中在第三人身上。规划许可的相邻权人、政府采购的竞争权人、行政处罚的受害人、环境许可的附近居民、公司登记的股东，是否具有原告资格？不同法院、不同时期，结论并不一致。
学理上形成三种路径。其一是法律上保护说：只有法律明确保护的利益受侵害，方有资格。其二是事实上影响说：只要事实上受到影响，即有资格。其三是保护规范说：以规范的目的判断，视该规范是否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宗旨。
三种路径的差异，实质是“诉权范围”与“权利保护”的权衡。过窄，则违法行政行为难以纠正；过宽，则行政机关疲于应诉，司法资源不堪重负。故需要一个既有理论支撑、又可操作的标准。
本文的基本主张是：利害关系应当采“双层构造”，第一层审查规范的保护范围，第二层审查因果关联；两层依次进行，前一层的判断以规范目的为核心，后一层的判断以相当因果关系为核心。
哪些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、利害关系如何认定，可参见“行政诉讼中谁有原告资格”一文的梳理；本文不重复具体的认定清单，只讨论判断标准的教义构造。
二、规范沿革与判断困境
值得注意的是，2014年修法删去“法律上”三字，立法说明给出的理由是：实践中对“法律上”的理解过于狭窄，导致许多应当受理的案件被挡在门外；删去之后，法院可以依“利害关系”的实质判断，而不必拘泥于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。
但删字并不等于放弃标准。立法说明同时强调，利害关系仍须是“法律上的利害关系”，即由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受到影响，而非单纯的事实上的反射。故文义的放宽，是解释空间的扩大，而非门槛的取消。
这一理解，可以从行诉解释第十二条的表述中得到印证。该条在列举五种情形之后，仍然要求“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”，说明列举只是例示，实质判断仍须回到“法律保护的利益”这一内核。
（一）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到利害关系
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。该条未直接界定原告资格，实务依“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”掌握，第三人救济渠道狭窄。
2000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二条，将原告扩展为“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”。这一表述，引入了“法律上”的限定。
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，删去“法律上”三字，改为“有利害关系”。文义的放宽，被解读为立法者对原告资格的扩张：不再要求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，只要存在利害关系即可。
2018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十二条，列举了五种属于“有利害关系”的情形，并设兜底条款。列举的意义，在于为实务提供指引；兜底的存在，又保留了发展的空间。
沿革的方向，是从“权利侵害”走向“利益影响”，从“法定权利”走向“值得保护的利益”。但“利益”的边界何在，立法与司法解释均未给出明确答案，只能由裁判者在个案中填充。
须注意，放宽不等于取消门槛。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仍要求起诉符合条件；行诉解释第六十九条仍规定了驳回起诉的情形。原告资格是起诉条件之一，其审查不能虚化。
从比较法看，德国的行政诉讼以主观诉讼为原则，原告须主张自身权利受侵害；法国的越权之诉则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，原告只需证明具有“利益”，门槛较低。我国的定位介于两者之间，故标准的设定也应当居中。
居中并不意味着模糊。恰恰相反，混合定位要求更精细的技术：哪些情形接近客观诉讼（如涉及公共资源的许可），可以从宽；哪些情形接近主观诉讼（如涉及个人财产的处罚），应当从严。分层的思路，比单一的标准更为可取。
（二）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定位
行政诉讼的性质，决定原告资格的范围。若定位为客观诉讼，以监督行政为宗旨，则任何人均可起诉；若定位为主观诉讼，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宗旨，则只有权益受影响者方可起诉。
我国行政诉讼，通说采主观诉讼为主、客观诉讼为辅的混合定位。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：保证人民法院公正、及时审理行政案件，解决行政争议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。保护与监督并列。
混合定位的实益，在于兼顾两端：既通过个案救济保护个人权益，又通过司法审查监督行政。但其代价，是原告资格的标准难以单一化：若过分强调监督，门槛便低；若过分强调救济，门槛便高。
本文认为，应当以“权益保护”为原则，以“监督”为例外。理由是：原告资格本质上是“谁能要求法院保护自己的权益”的问题，其核心是权益，而非公益。公益诉讼另设机制，不应混同。
据此，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，应当由法律特别规定；一般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，应当以个人权益受影响为前提。两类诉讼的界限清晰，标准的适用才不会混乱。
三种路径的差异，还体现在举证责任上。法律上保护说要求原告证明“法定权利”的存在，举证负担较重；事实上影响说只要求证明“事实影响”，负担较轻；保护规范说要求原告指出“保护性规范”并说明其目的，负担居中。
举证负担的轻重，直接影响诉权的实现。若负担过重，当事人即使有理也难以立案；若负担过轻，行政机关则疲于应诉。故在选择路径时，应当同时考虑举证的可能性与程序的效率。
还须指出，路径的选择不是纯粹的理论偏好，而受制于实证法的供给。若法律体系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较为完备，法律上保护说即可胜任；若保护性规范稀疏，则须借助保护规范说的解释技术，从既有规范中发掘保护意旨。我国属于后者。
（三）三种裁判路径的评析
法律上保护说的优点是明确：只要法律规定了某项权利，权利受侵害者即有资格。缺点是狭窄：许多利益并未被实证法明文规定，如环境利益、景观利益、竞争利益，难以纳入。
事实上影响说的优点是开放：只要事实上受到影响，即可起诉。缺点是过宽：任何间接的、轻微的影响都可能被主张，导致诉权滥用；且“影响”的程度难以界定，裁判易生恣意。
保护规范说的优点是折中：以规范目的为判断，既不完全依赖实证法的明文，也不放任事实上的影响。其难点在于规范目的的查明：立法目的往往多元，何者为“保护个人利益”，须作解释。
我国实务，多采“法律上保护说”与“事实上影响说”的混合：先看有无法律规定的权利，若无，再看事实上是否受到直接影响。这一做法，缺乏统一的逻辑，易生同案不同判。
本文倾向于保护规范说，但主张加以改造：不把“规范”限缩为被诉行为所依据的具体条文，而扩展至该行为所涉及的整个规范体系；不把“目的”限缩为立法者的主观意图，而兼顾客观的功能定位。
改造的理由，在于我国行政法的特点：大量规范以“管理”为目的，若严格依“保护个人利益”解释，许多第三人将被排除。故须借助体系解释与功能解释，探求规范的客观目的。
三、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
保护规范理论的另一贡献，是把“原告资格”与“实体违法”区分开来。原告资格只问“该规范是否保护原告”，不问“行政行为是否确实违法”；后者属于实体审理的内容。二者分层，可以避免在门槛阶段作实体判断。
这一区分，对实务意义重大。有的法院在立案阶段即审查“行政行为是否违法”，并以“不违法”为由否定资格，混淆了两个层次。正确的做法是：只要规范保护原告的利益，即认定资格；违法与否，留待实体审理。
须注意，保护规范说并不排斥“值得保护性”的衡量。当规范目的不明确时，法院可以结合权益的重大性、损害的严重性、救济的必要性，作出判断。衡量的引入，使该理论具有了适应社会变迁的弹性。
反射利益与主观公权利的界限，并非一成不变。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法治的推进，某些昔日的反射利益可能被承认为权利。例如，环境利益在早期被视为反射利益，晚近则逐步获得独立地位。此种演进，说明标准须随时代调整。
（一）保护规范理论的要旨
保护规范理论源于德国。其核心命题是：公法上的权利，须以“保护个人利益的规范”为基础；若规范仅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目的，个人因该规范所获的利益，只是反射利益，不产生请求权。
该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。早期以“立法者的意思”为准，称为“意思说”；中期以“规范的客观目的”为准，称为“目的说”；晚近则以“规范的目的与权益的值得保护性”综合判断，称为“综合说”。
三阶段的演进，反映了判断重心的转移：从主观意图到客观目的，再到价值衡量。演进的动力，是实证法的滞后：立法者难以预见所有应受保护的利益，若固守主观意图，权利保护便会落空。
反射利益与主观公权利的区分，是该理论的核心技术。反射利益是规范的“副产品”，个人不能据以请求；主观公权利是规范的“目的”，个人可以据以请求。区分的标准，是规范是否“意在”保护个人。
须注意，反射利益并非永远不可救济。若反射利益因行政行为而受到“严重且不可期待”的损害，可以通过“值得保护性”的判断，将其升格为受保护的利益。此即“综合说”的弹性所在。
行诉解释第十二条第一项所列的“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”，其保护性规范分别来自民法典的相邻关系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、行政许可法的竞争秩序规定。法院在适用时，应当指明具体的保护性规范，而不能笼统地以“相邻”“竞争”为由。
第二项“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”，其保护性规范来自行政复议法关于第三人参加的规定。第三人参加复议，意味着其权益与复议结果直接相关，故其原告资格应予承认。
第三项“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”，其保护性规范来自治安管理处罚法、行政处罚法等关于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规定。此处须注意，追究加害人责任的目的，须是保护原告自身权益，而非单纯的公益举报。
（二）我国司法解释的吸收
行诉解释第十二条的列举，实质上吸收了保护规范说的思路。相邻权与公平竞争权，是法律明确保护的个人利益；行政复议中的第三人，其程序地位由法律确认；要求追究加害人责任，其请求权基础是保护性规范。
第五项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”，更清晰地体现了保护规范说：投诉人之所以有资格，是因为其投诉所依据的规范，以保护其自身权益为目的；若仅为举报违法，则属公益，不具资格。
兜底条款的存在，说明列举并未穷尽。兜底条款的适用，应当回到保护规范说：审查被诉行为所依据的规范，是否以保护原告的个人利益为目的；审查原告的权益，是否属于该规范的保护范围。
须注意，列举与兜底不是并列关系，而是例示与原则的关系。列举的五种情形，是保护规范说的典型适用；兜底条款，则要求裁判者依同一方法处理其他情形。方法统一，结论才能统一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把列举当作封闭列表，凡不在列举之内，一律否定资格。这种做法，违背了兜底条款的意旨，也使保护规范说的方法被架空。正确的做法，是依方法审查，而非依列表对照。
文义解释，应当注意条文的“受益指向”。若条文使用“保护”“保障”“不得侵害”等表述，且指向特定主体，则保护目的明显；若使用“管理”“监督”“维护秩序”等表述，则须结合其他方法进一步探求。
体系解释，应当注意规范的“位置”与“关联”。同一法律中，保护性条款往往与救济性条款相邻；若某条文之后紧接“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”，则其保护个人利益的意旨较为明显。
功能解释，应当注意规范的“实施机制”。若规范的实施依赖于个人的申请、投诉、举报，则个人在该机制中具有独立的地位，其利益通常属于保护范围；若实施完全依赖行政机关的职权，则个人的利益多为反射。
（三）规范目的的查明方法
查明规范目的，首先是文义。条文的表述，若明确指向“保护……权益”，则目的清晰；若仅表述“为了加强管理”，则须进一步解释。文义是起点，但不是终点。
其次是体系。规范在整部法律中的位置、与其他条文的关联、所处的章节，都可以提示其目的。例如，规划法中的相邻关系条款，置于“建设工程规划许可”一节，其保护相邻权人的目的便较为明显。
再次是立法史料。立法说明、审议报告、草案修改过程，可以反映立法者的关注点。史料的作用，在于印证文义与体系的解释结论，而非替代它们。
最后是制度功能。规范所要解决的问题、所调整的利益关系、所依赖的实施机制，都可以反推其目的。功能解释，在规范目的模糊时尤为重要。
四种方法，应当综合运用。若结论一致，则目的明确；若结论冲突，则须权衡。权衡的标准，是“权益的值得保护性”：若原告的权益重大且直接，宜从宽解释；若仅为轻微或间接，宜从严。
还须强调，规范目的的查明，不是说理的点缀，而是裁判的核心。判决书若只写“原告与被诉行为无利害关系”，而不说明规范目的，便难以服人，也难以形成规则。
四、因果关联的判断
特定性与“人数”的关系，须进一步辨明。人数众多并不必然导致利益不特定；关键在于各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分别衡量。若可以分别衡量（如各业主的房屋价值、各渔民的捕捞收益），则仍具特定性。
特定性与“时间”的关系，亦须注意。若原告的利益是将来才可能产生的（如尚未取得的开发权），则其特定性较弱；若利益已经附着于现有权利或者事实状态，则特定性较强。时间的远近，影响资格的认定。
（一）权益的特定性
第一层审查通过后，进入第二层：原告的权益是否因被诉行为而受损。此处的第一个要素，是权益的特定性：原告所主张的权益，须是其自身享有的、可与其他主体相区分利益。
特定性的反面，是“普遍利益”。若原告主张的是“所有人都享有的环境利益”“所有人都享有的公共资源利益”，则其权益不具特定性，不能据以起诉。公益诉讼另当别论。
特定性的判断，不以“人数”为标准。即使众多人同受影响的，只要各人的权益可以区分，仍具特定性。例如，同一小区的业主，各人的房屋价值、居住安宁均可区分，故有资格。
特定性的判断，也不以“权利”为限。法律未明文规定的利益，只要在规范的保护范围之内，且可以为原告特定享有，即可。此点，是保护规范说与因果关联的衔接。
实务中，特定性常与“邻近性”挂钩：距离越近，特定性越强。此种经验判断有其合理性，但不能绝对化。远距离的居民，若损害确实存在且可证明，仍应承认其资格。
现实性的判断，还应当考虑“行政行为的效力”。若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对外发生效力，则其影响通常具有现实性；若行政行为尚处于内部阶段、未对外生效，则影响尚未现实，起诉的条件不具备。
在附负担的行政许可中，负担的内容往往直接限制原告的权利（如要求其安装污染防治设施、限制营业时间）。此时，负担的影响具有现实性，原告可以就负担部分起诉。
现实性的证明，可以借助盖然性的判断。若依现有事实与经验，损害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，即可认定；不必要求损害已经实际发生。盖然性的程度，应当与损害的严重性相适应：损害越严重，所要求的盖然性可以略低。
（二）损害的现实性
第二个要素，是损害的现实性：原告的权益须已经或者必然受到损害，而非仅仅是可能的、推测的影响。现实性，是防止“预防性诉讼”泛滥的闸门。
现实性的判断，须区分“已经发生”与“即将发生”。已经发生的损害，较易证明；即将发生的损害，须有高度的盖然性。若仅有抽象的担忧，不足以认定。
在规划许可、环境许可等前瞻性行为的场合，损害往往尚未发生。此时，应当以“许可实施后必然产生的损害”为标准，而非以“许可本身”为标准。若许可实施后必然影响原告的采光、通风、通行，则损害具有现实性。
现实性还与“损害的程度”相关。轻微的影响，如施工期间的暂时噪音，通常不足以否定许可的合法性，也不足以赋予原告资格；但如果影响持续、严重，则应当承认。
须注意，现实性不等于“已实际发生”。若行政行为已经作出，且其效果必然及于原告，则即使尚未执行，亦应认定损害现实。等待损害发生再起诉，往往为时已晚。
相当性的判断，须避免“全有或全无”的思维。因果力的强弱，是一个程度问题；法院可以在认定资格时，考虑因果力的强弱，而非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。因果力越强，资格越容易成立；反之亦然。
在多个原因竞合的场合，应当区分“主要原因”与“次要原因”。若行政行为是损害的主要原因，则资格成立；若仅为次要原因，则须结合其他因素判断。区分的意义，在于防止将偶然的关联当作因果。
相当性的判断，还应当考虑规范的保护目的。若损害超出了规范所要防范的风险范围，则即使有条件关系，也不成立相当性。此即保护目的范围内的因果，是德国法上的重要技术，值得借鉴。
（三）因果的相当性
第三个要素，是因果的相当性：原告的损害与被诉行为之间，须有“相当因果关系”。即依一般社会经验，该行为通常足以导致该损害；而非偶然的、异常的联系。
相当性的判断，包含两个步骤。其一是条件关系：若无该行为，损害是否仍会发生？若仍会发生，则条件关系不成立。其二是相当性：该行为通常是否足以导致该损害？若仅为异常偶发，则相当性不成立。
在行政法上，相当性的判断须考虑“第三人行为”与“自然因素”的介入。若损害主要由第三人的违法行为或者自然原因造成，行政行为的因果力便减弱，原告资格也可能受影响。
例如，规划许可后，建设单位违规施工导致相邻房屋开裂。此时，损害的直接原因是违规施工，而非许可本身。原告若起诉许可，须证明许可与损害之间的相当性；若不能，宜起诉施工行为或者请求查处。
相当性的判断，还须考虑“保护目的”的关联。若规范的目的在于保护某类权益，而原告的损害恰属该类，则相当性较强；若损害超出规范的保护目的，则相当性较弱，甚至不成立。
据此，双层构造的第二层，实际上是“权益—损害—因果”的三重检验。三者均具备，原告资格成立；缺一，则否。检验的顺序，可以先权益、再损害、后因果，也可以先因果、再权益，视案情而定。
五、类型化的展开
（一）相邻权人与竞争权人
相邻权人的资格，较为明确。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至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了相邻关系，规划许可、建设许可若影响采光、通风、通行、排水，相邻权人有权起诉。其请求权基础，是相邻关系规范。
实务的难点，在于“相邻”的范围。有的法院以“同一宗地”为限，有的以“合理影响范围”为准。本文主张后者：只要在物理上、功能上受直接影响，即可认定，不以权属界线为限。
竞争权人的资格，依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。若行政机关的许可、处罚、补贴等措施，直接改变了竞争条件，使特定竞争者处于不利地位，则该竞争者有权起诉。
竞争权人的难点，在于“竞争关系”的认定。若原告与受益者不在同一市场、不提供同类产品，则竞争关系不成立；若在同一区域、同一行业，则通常成立。判断的标准，是“实质竞争”，而非形式登记。
还须注意，竞争权人的资格不等于胜诉。资格只是门槛，实体上仍须证明许可违法且损害其权益。门槛与实体分开，可以避免“有资格即胜诉”的误解。
股东代表诉讼与行政诉讼的衔接，也值得注意。若行政行为侵害公司利益，公司不起诉的，股东可以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提起代表诉讼，请求公司对行政机关主张权利；但股东不能直接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。
债权人的代位权，同样可以衔接。若债务人对行政行为享有撤销请求权而怠于行使，债权人可以依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代位行使。此种路径，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，又维护了公司或者债务人的独立地位。
（二）股东与债权人
股东的资格，须区分情形。若行政行为直接针对股东自身（如对其股权的登记、对其投资的处罚），则股东有资格；若行政行为针对公司，股东仅因公司利益受损而间接受损，则通常无资格。
否定的理由，是“公司独立人格”：公司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相区分，公司可以自行起诉，股东不得越俎代庖。若允许股东起诉，则公司的诉讼地位被架空，且可能引发重复诉讼。
例外的情形，是“股东自身权益直接受损”。例如，行政机关错误注销公司登记，致使股东股权消灭；或者行政机关的处罚直接指向股东的投资权益。此时，股东可以起诉。
债权人的资格，同理。若行政行为针对债务人，债权人仅因债务人财产减少而受影响，则通常无资格；若行政行为直接处分债权人的债权（如对债权的登记、对担保物的处置），则有资格。
实务中，有的法院以“债权人的利益具有反射性”为由一概否定。此种做法过于绝对。若债权人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物权，而行政行为直接处分该财产，则债权人的权益具有特定性，应当承认其资格。
业主委员会的原告资格，须经业主大会授权。未经授权，业主委员会不得以自己名义起诉；但紧急情况下，为维护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，可以先行起诉，事后补正授权。此为例外的安排，须严格掌握。
消费者的资格，还须注意“知假买假”的情形。若购买者明知商品存在问题而购买，其是否具有原告资格，实务有争议。本文认为，只要其权益确实受到影响，资格即应承认；至于是否支持其赔偿请求，属于实体问题。
须强调，类型化的列举，应当保持开放。新的利益形态不断涌现，如数据权益、算法歧视、平台治理中的用户权益，均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保护对象。若固守旧有类型，规则便会滞后于生活。
（三）消费者、业主与其他第三人
消费者的资格，常见于产品监管、价格监管领域。若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因行政机关的许可、监管失职而受损，其可以起诉。其请求权基础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相关监管规范。
业主的资格，常见于规划、消防、物业监管领域。若行政机关的许可或者不作为影响业主的共同利益，业主可以起诉；业主委员会经授权，也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。
投诉举报人的资格，须区分“自益”与“公益”。若投诉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投诉，行政机关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当，投诉人有资格；若仅为举报他人违法，则属公益，通常无资格。
其他第三人，如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附近居民、行政许可中的利害关系人、行政处罚中的受害人，均应在双层构造下具体判断。判断的核心，始终是规范目的与因果关联，而非抽象的身份。
类型化的意义，在于提供参考，而非设定封闭的清单。社会关系在不断变化，新的利益形态层出不穷；若固守类型，规则便会僵化。故类型化应当与原则结合，原则统率类型，类型充实原则。
六、程序构造
立案阶段的审查，应当避免“实质化”。有的法院要求原告提交权益受损的充分证据，否则不予立案；这实际上把实体审理的要求提前到了立案阶段，违背了立案登记制的初衷。
审理阶段的审查，则应当避免“形式化”。有的法院在庭审中不对原告资格进行实质审查，直到判决时才以“无利害关系”驳回；这使当事人失去了针对性辩论的机会，也影响了裁判的可接受性。
（一）立案登记与实体审理的分工
立案登记制实施后，原告资格的审查时点前移。立案阶段，法院只作形式审查：起诉状是否明确被告、是否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与事实根据、是否属于受案范围与本院管辖。
原告资格的实质审查，应当在审理阶段进行。若在立案阶段即以“无利害关系”为由不予立案，则当事人失去了举证与辩论的机会，不符合程序保障的要求。
但形式审查并非无所作为。若起诉状明显表明原告与被诉行为无关（如仅以“公民”身份起诉他人的许可行为），可以释明并要求补正；补正不能的，裁定不予立案。
审理阶段，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就原告资格进行举证、质证。被告主张原告无资格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；原告主张有资格的，应当提交权益受损的证据。审查的结论，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。
若原告资格与实体问题交织（如相邻权人是否受直接影响），可以合并审理，在判决中一并说明。分开审查，虽可提高效率，但易导致“未审先定”的印象。
释明的限度，也须把握。法院可以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被告、可以追加第三人，但不得代替其作出选择，更不得以释明为名施加压力。释明的记录，应当入卷，以备查考。
（二）释明与追加
原告资格的错误，往往源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不足。若原告起诉的被告不适格，或者遗漏了必要的当事人，法院应当释明，告知其变更或者追加。释明到位，可以避免程序空转。
若原告主张的权益属于他人（如股东为公司利益起诉），法院应当释明其以公司名义起诉，或者告知其另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。释明不是代替当事人决策，而是提供选择。
第三人的追加，应当依职权进行。若被诉行为的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，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；第三人拒不到庭的，不影响审理，但其程序权利应当保障。
须注意，释明不能变成“指导起诉”。法院应当保持中立，告知法律规定的选项，而不暗示何种选择更有利。中立的释明，才能既保障诉权，又维护公正。
滥诉的认定，应当有客观标准：起诉是否明显缺乏事实根据；是否重复起诉同一事项；是否以诉讼为手段谋取不当利益；是否在败诉后反复以相同理由起诉。四项之中，具备其一且有恶意的，可以认定。
规制的程序，应当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。法院拟认定滥诉的，应当告知理由，听取意见；当事人有异议的，应当记录在案。程序保障到位，制裁才具有正当性，也才能经得起监督。
滥用诉权的规制，还应当与诉的利益相区分。前者针对恶意的起诉行为，后者针对缺乏救济必要性的起诉。二者的功能不同，适用的条件也不同，不能混用。
（三）滥用诉权的规制
原告资格的放宽，可能带来滥诉。有的人以“举报”“投诉”为名，反复起诉，消耗司法资源；有的人以“公益”为名，谋求个人利益。对此，应当有必要的规制。
规制的第一层，是资格审查。通过双层构造，将不具特定性、不具现实性、不具相当性的起诉排除在外。这是最根本的规制，也是最具正当性的规制。
规制的第二层，是程序制裁。对明知无据而起诉、反复起诉的，可以裁定驳回，并依法收取诉讼费用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罚款、拘留。制裁的对象是滥用行为，而非正当维权。
规制的第三层，是信用记录。对滥诉情节严重的，可以纳入失信名单，限制其后续的诉讼便利。此种措施须谨慎适用，避免误伤正当当事人。
规制的边界，是不损害诉权。诉权是宪法保障的权利，不能因“可能滥诉”而提高门槛。规制的重点，应当放在“明显的、恶意的”滥用上，而非一般的败诉。
从更长的时段看，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，正从“限制起诉”走向“规范起诉”。早期的实践，侧重于防止滥诉，门槛较高；近年的实践，侧重于保障诉权，门槛渐宽。这一转变，是法治进步的体现。
但“宽”不等于“无”。若门槛过低，行政诉讼便可能被少数人用作牟利或者施压的工具，反而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任。故宽严之间，须有精细的标准，而标准的核心，仍是“权益的值得保护性”。
对行政机关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行为的指引：在作出影响第三人权益的决定时，应当履行告知、听证、说明理由等程序，减少后续的诉讼风险。程序的完善，往往比事后的应诉更为有效。
由此观之，原告资格的判断，既是一门解释的技术，也是一种价值的取舍。技术使判断可预期，价值使判断可接受；二者兼备，门槛才不至于成为权利的障碍，也不至于成为滥诉的通道。
最后须重申，标准的确立不是为了限制当事人，而是为了使争议在正确的程序中得到解决。门槛清晰，当事人可以自行判断是否起诉；门槛模糊，则只能依赖个案裁量，反而增加不确定性。
七、结语
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：标准上，采保护规范说；结构上，采规范保护范围与因果关联的双层构造；程序上，采立案形式审查与审理实质审查的分工。
本文的三个主张，都围绕“权益的值得保护性”展开。规范目的解决“何种利益受保护”的问题，因果关联解决“该利益是否受损”的问题，程序分工解决“何时审查”的问题。三者依次展开，原告资格便从“政策裁量”变为“教义判断”。
对裁判者而言，这一框架的实益是使审查有了顺序：先确定被诉行为所依据的规范；再查明该规范是否以保护原告的个人利益为目的；再审查原告的权益是否特定、损害是否现实、因果是否相当；最后作出有无资格的判断。四步依次展开，结论自然清晰。
对立法者而言，应当考虑在行政诉讼法或者司法解释中，明确保护规范说的地位，细化规范目的的查明方法，列举更多典型情形。规则明确，实践才能统一。
还须看到，原告资格的背后，是行政与司法的关系。门槛过低，司法过度介入行政；门槛过高，行政脱离监督。恰当的界限，取决于一国法治的阶段与司法的能力，须在动态中把握。
最后须指出，原告资格的判断，最终服务于权利保护。若规则精巧而权利落空，则规则便失去了意义。故在解释与适用时，应当始终以“能否有效救济权益”为归依，而不拘泥于概念的推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