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，长期是一个“有名无实”的项目。法律承认其存在，实践却鲜少兑现；当事人多有主张，获支持的却寥寥。这一落差，既有规范的原因，也有观念的原因。
规范上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设了一道门槛：只有在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下致人精神损害，且“造成严重后果”的，才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。门槛之前，只有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。
“严重后果”四字，是全部争议的焦点。何谓严重？以羁押的天数计，还是以伤害的程度计？以社会影响的范围计，还是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计？法律未答，司法解释亦未细化作答。
实务中形成了一些“默会的标准”：有的法院以羁押超过一定天数为准，有的以伤残等级达到一定级别为准，有的以“社会影响恶劣”为准。标准不一，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由此而生。
数额的裁量，同样缺乏约束。“相应的”三字，给了法官极大的空间；空间过大，则裁量易变为任意。实践中，抚慰金的数额从数千元到十数万元不等，说理往往只有“酌情”二字。
观念上，有一种“国家赔偿宜低不宜高”的顾虑：赔偿金来自财政，过高则增加财政负担；赔偿是对违法行为的否定，过低则难以起到抑制违法的功能。两难之下，法院多取“保守”。
保守的取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成为“不赔”的理由。精神损害的真实存在，不因赔偿主体的公权力属性而消灭；受害人的痛苦，也不因侵害者是国家机关而减轻。
本文主张，“严重后果”应作“双维解释”：一维是损害的客观程度，一维是影响的持续性。前者解决“损害有多重”，后者解决“损害有多久”。两维结合，方为“严重”。
在方法上，本文主张“类型化推定＋个案调整”。具备法定类型者，推定“严重后果”成立，由赔偿义务机关反证推翻；不具备类型者，由受害人举证证明。类型化的功能，是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。
在数额上，本文主张“三层构造”：基础数额、加重情节、减轻情节。基础数额由客观指标折算，加重与减轻情节在基础数额上作比例调整。三层构造的功能，是把“综合考量”分解为可复核的步骤。
在程序上，本文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与人身自由赔偿金、生命健康赔偿金一并提出，一并处理。单独就精神损害提起赔偿请求的，不予受理；但已受理的赔偿请求中遗漏该项目的，应允许补充。
在体系上，本文主张区分国家赔偿的“抚慰性”与民事赔偿的“填补性”。前者重在“抚慰”，不以完全填补为目的；后者重在“填补”，以恢复原状为理想。性质的差异，决定了数额的差异。
国家赔偿究竟覆盖哪些人身权情形、精神损害在其中的位置如何，站内哪些情形能拿到国家赔偿：侵犯人身权的五种情况一文已有面向当事人的梳理；本文所要做的，是为“严重后果”与“相应数额”提供一个可检验的教义学结构。
本文的结构：先梳理规范与实务的现状；再解释“严重后果”的双维标准；继而展开类型化推定；然后构造数额的三层裁量；接着讨论程序与举证；最后处理与民事赔偿的体系关系。
须先界定讨论的范围。本文所论，限于“行政赔偿”中的精神损害，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人身权所致的精神损害。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，规范依据相同而情形有别，另文讨论。
还须说明概念的用法。本文所称“精神损害抚慰金”，即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“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”，与民事法上的“精神损害赔偿金”在功能上有别，故行文中统一使用“抚慰金”一语。
二、规范梳理与实务考察
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范结构，是“三段式”：第一段规定“致人精神损害”，第二段规定“应当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”，第三段规定“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”。
三段之间是递进关系：精神损害的存在是第一段的事实，非财产性的救济是第二段的义务，财产性的抚慰是第三段的效果。三者层层递进，不可跳跃。
实务中的偏差，多出在“跳跃”：有的裁判直接从“存在侵害”跳到“支付抚慰金”，未经“严重后果”的审查；有的则停留于第二段，以“未造成严重后果”一语带过，不作任何论证。
两种偏差，方向相反，根源相同：都缺少对“严重后果”的实质审查。前者失之过宽，后者失之过严；宽严失据，则法的可预期性丧失。
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批复，对“严重后果”未设统一标准，只在个别情形中有所涉及。例如，对无罪羁押的赔偿，实践中多以羁押期限作为参照；对生命健康权的侵害，多以伤残等级作为参照。
参照的做法有其合理性：客观指标易于证明，也易于复核。但参照不能替代论证：羁押期限与精神痛苦之间，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；伤残等级与精神损害之间，亦非一一对应。
实务考察显示，抚慰金的数额呈现“两头小、中间大”的分布：极低的与极高的均属少数，多数集中在数万元区间。分布的形态，反映了“保守均衡”的取向。
数额的地区差异亦较明显。经济发达地区的数额总体高于欠发达地区，这与生活水平相关，有其合理性；但差异过大，则可能形成“同案不同价”，影响法的统一。
学理上，关于“严重后果”的解释，主要有三种主张：客观标准说、主观标准说、折中说。客观标准说以损害的客观程度为准；主观标准说以受害人的感受为准；折中说兼采二者。
客观标准说的优点是确定性强，便于操作；缺点是对“无形损害”的把握不足，可能遗漏那些客观程度不重而影响深远的损害。
主观标准说的优点是贴近损害的本质，因为精神损害本质上是主观的痛苦；缺点是难以证明，也容易导致数额的随意。
折中说主张“以客观标准为原则，以主观标准为例外”。本文采此说，但主张进一步细化：客观标准用于“损害的客观程度”，主观标准用于“影响的持续性”。两维各司其职，而非笼统折中。
关于数额的裁量，学理上有“定额说”“比例说”“综合说”三种。定额说主张按类型设定固定数额；比例说主张按赔偿金总额的一定比例确定；综合说主张综合各种因素酌定。
定额说的优点是统一，缺点是无法回应个案的特殊性；比例说的优点是简便，缺点是比例本身缺乏依据；综合说的优点是灵活，缺点是易变为任意。
本文主张“基准＋调整”的构造，实质上是对三说的折中：以定额为基准，以比例调整，以综合考量作为调整的理由。三层构造，正是这一思路的技术化。
比较法上，各国对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，态度不一。有的国家以“抚慰金”为名，数额较低；有的国家以“精神损害赔偿”为名，数额接近民事标准；有的国家则以“象征性赔偿”为限。
我国的取向，接近第一种：以抚慰为限，数额总体偏低。这一取向有其历史与财政的考虑，但在人权保障日益强化的背景下，是否需要调整，值得讨论。
本文认为，取向可以维持，但“过低”应当纠正。抚慰金的“抚慰”功能，要求其数额与损害的严重程度“相当”；若数额远低于损害，则“抚慰”沦为“象征”，其抑制违法的功能亦无从发挥。
三、“严重后果”的双维解释
第一维是损害的客观程度。客观程度可从三个指标观察：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时长、身体伤害的伤残等级、名誉贬损的传播范围。
人身自由的剥夺，是最典型的国家侵权行为。羁押一日，即剥夺一日的自由；羁押越长，损害越重。以时长作为指标，符合一般的经验，也便于计算。
但时长不是唯一指标。羁押的环境、羁押期间的待遇、羁押对家庭与职业的影响，均应考虑。同样羁押三十日，被羁押于条件恶劣的场所、致家庭破裂者，其损害显然重于一般情形。
身体伤害的伤残等级，是另一个客观指标。伤残等级由鉴定机构评定，具有专业性与可复核性。等级越高，损害越重，抚慰金相应增加，此为常理。
但伤残等级只反映“生理功能的丧失”，不反映“生活质量的下降”。同样是十级伤残，对手工劳动者与对办公室职员的影响，差距甚大。故等级之外，仍须考量职业与生活的影响。
名誉贬损的传播范围，是第三个指标。名誉损害的特点，是“越传播越严重”。传播的范围可通过媒体报道的数量、网络的转载量、社区的知晓程度证明。
传播范围之外，还须考量“贬损的内容”。指称“贪污”与指称“违规”，对名誉的杀伤力不同；在本地媒体上澄清与在全国性媒体上澄清，效果亦不同。内容的严重性，应与范围一并考量。
第二维是影响的持续性。持续性的判断，可从两个方面观察：侵害状态是否延续至赔偿程序终结；社会评价是否难以恢复。
侵害状态延续的典型，是“错误羁押后仍被限制人身自由”“违法查封后财产仍被扣押”“错误处罚后违法记录仍未删除”。状态的延续，使损害不断累积，其严重性自不待言。
社会评价难以恢复的典型，是“在熟人社会中公开谴责”“在行业内通报”“在网络上形成负面标签”。此类损害的特点是“不可逆”：即使赔偿，标签仍在，评价难复。
持续性的判断，实际上引入了“时间”的维度。传统的“严重后果”判断，多着眼于“侵害时的强度”；引入时间维度后，“侵害后的延续”亦成为判断的对象。
两个维度的关系，不是“并列”而是“叠加”：客观程度重且持续性强者，必属“严重”；客观程度重而持续性弱者，一般属“严重”；客观程度轻而持续性强（如长期的负面标签）者，亦可属“严重”。
叠加的关系，可以用“矩阵”表示：以客观程度为横轴、持续性为纵轴，形成一个二维的坐标系；落入“高—高”“高—低”“低—高”三区的，推定为严重；落入“低—低”区的，一般不属严重。
矩阵的价值，在于“可视化”与“可讨论”。法官可以明确指出案件落在哪一区，从而说明判断的依据；当事人也可以据此理解裁判的理由，减少“说不清”的质疑。
须强调，矩阵只是“推定的工具”，不是“计算器”。落入“高—高”区的，仍允许反证；落入“低—低”区的，若有特殊情形（如受害人系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），仍可认定严重。
特殊主体的考量，是“实质公平”的要求。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孕产妇，对同等侵害的承受能力较弱，其损害应作“加重评价”。这一考量，与民事侵权法上的“特殊体质”规则相通。
另一类特殊情形，是“侵害的场合”。在“公开场合”实施的侵害（如当众殴打、公开训诫、媒体曝光），其损害重于“私密场合”的侵害。场合的公开性，本身即是加重情节。
由上，“严重后果”的解释，形成了“两维＋三指标＋两特殊”的结构：两维是客观程度与持续性；三指标是时长、等级、范围；两特殊是特殊主体与特殊场合。结构清晰，论证有序。
比较法上的经验值得借鉴。德国模式把精神损害纳入“痛苦抚慰金”，由法官综合侵害的严重程度与过错程度酌定，其判例形成了“按伤害类型分级”的做法。
日本模式则采“慰谢料”的概念，由判例积累出“伤害类型—金额”的对照表，当事人可以据此预估。对照表虽非法律，却在实际中起到“基准”的作用。
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近于日本，其“国家赔偿法”规定了慰抚金，实务中依“侵害的程度、持续时间、双方的地位”综合判断，亦形成了若干类型。
三种模式的共同点，是“类型化＋酌定”：类型提供起点，酌定回应个案。差异在于类型的细化程度与酌定的约束强度。我国可采“中度类型化”，既不追求逐案对照，也不放任完全自由。
医学评估的作用，须予重视。精神损害虽属主观，但其外在表现（如失眠、焦虑、抑郁、创伤后应激）可经医学诊断。诊断结论虽不能直接决定数额，却可作为“严重程度”的证据。
实务中对医学证据的采用率不高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受害人往往在侵害发生后较长时间才就诊，因果关系难以建立；其二，鉴定机构对“精神障碍与侵害的因果关系”多持谨慎，结论模糊。
对此，可引入“专家辅助人”制度。由心理学或者精神病学专家出庭，就“损害的存在与程度”发表意见，辅助法官判断。专家意见不是鉴定结论，但其专业性可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。
还须注意“损害的证明难度”与“损害的严重程度”之间的关系。损害越严重，其外在表现越明显，证明越容易；损害越轻微，其表现越隐蔽，证明越困难。这一“反向”关系，恰好与“严重才赔”的规则相合。
四、类型化推定与举证分配
类型化推定的思路，是把实践中反复出现的“典型严重情形”固定下来，作为推定的基础。具备类型者，推定成立；不具备者，回到一般的双维判断。
第一类是“无罪羁押型”。被错误拘留、错误逮捕、错判刑罚后经再审改判无罪，羁押超过一定期限的，推定“严重后果”成立。期限可参照“短期自由刑”的界限，以六个月为界。
六个月的标准，参照了刑法上“短期自由刑”的观念，也参照了实践中“羁押半年以上即认为损害严重”的惯例。标准并非绝对：羁押不足六个月而情形特殊的，仍可认定。
第二类是“人身伤害型”。因殴打、虐待、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人身体伤害，经鉴定达到轻伤以上或者伤残等级的，推定成立。伤害的程度由鉴定确定，具有客观性。
第三类是“名誉贬损型”。因违法采取公开谴责、通报、曝光等方式，致他人名誉在社会一定范围内受到严重贬损，且传播范围较广的，推定成立。
第四类是“财产与经营损害型”。因违法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，致企业停产停业、商誉受损、经营困难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，推定成立。此类损害的“精神”成分，主要体现在商誉与经营信心上。
第四类的适用须谨慎。法人是否有“精神损害”，学理上有争议。本文主张，法人无精神痛苦，但其“商誉”受损害时，可依“人格权”的路径救济，不以“精神损害抚慰金”为名。
故第四类的适用对象，应限于“个体工商户”“个人独资企业”等以自然人的人格为基础的经营主体。真正的法人，其商誉损害通过“财产损失”与“名誉权救济”解决。
推定的效果，是“举证责任的倒置”。具备类型的，受害人无须证明“严重后果”，而由赔偿义务机关证明“未造成严重后果”。反证的难度较高，故推定的实效较强。
反证的事由，主要有三：其一，侵害的持续时间极短，未造成实际影响；其二，损害已通过其他方式（如及时平反、公开道歉、恢复职务）完全消除；其三，受害人自身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重大影响。
第三种事由，即“过失相抵”。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的“受害人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”，可作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。但“过失相抵”的适用应有限制：不能因受害人“态度不好”而减轻赔偿。
不具备类型的情形，由受害人举证。举证的内容，包括损害的存在与严重程度。举证的方式，可以是医疗记录、心理咨询记录、证人证言、社会评价的证据、家庭关系的变故等。
举证的难度，是此类案件的“痛点”。精神损害无形，难以量化；受害人往往缺乏证据意识，事后再取证困难。故法院应适度运用“经验法则”，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。
经验法则的运用，须有“基础事实”。例如，证明“被当众殴打”，即可依经验推定“遭受精神痛苦”；证明“被错误羁押三个月”，即可依经验推定“名誉与生活受重大影响”。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，须有“通常的联系”。
须防止推定的滥用。受害人主张“严重后果”，须先证明“侵害的存在”与“侵害的违法性”；若侵害本身不成立，则推定无从谈起。推定的起点，仍是“违法行为致人损害”的成立。
类型化推定的立法化，值得期待。可在国家赔偿法的司法解释中，列举“应当认定为严重后果”的情形，并授权法官在“其他严重情形”中裁量。列举与概括结合，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。
类型之间的关系，须予辨明。同一案件中，可能同时具备数个类型：既有无罪羁押，又有身体伤害；既有名誉贬损，又有经营损害。此时应如何适用？
本文主张“吸收与并加”的规则：数个类型指向同一损害的不同侧面的，采“吸收”，以最重的类型为准；数个类型指向不同损害的，采“并加”，分别计算后相加，但总额受“相当性”的限制。
吸收与并加的区分，实际上回到了“损害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”这一判断。人身自由的剥夺与身体的伤害，是两种不同的损害，应并加；名誉的贬损与经营的损害，往往互为因果，宜吸收。
推定与反证的操作，须有“具体的指引”。赔偿义务机关反证“未造成严重后果”，不能只说“影响不大”，而须提出具体的事实：侵害持续的时间、影响的范围、补救的措施、受害人的状况。
例如，反证“名誉已恢复”，可提出“已在同一范围内公开澄清”“相关报道已删除”“社区评价已回归正常”等证据；反证“影响短暂”，可提出“受害人在侵害后不久即恢复正常工作与生活”的证据。
反证的标准，应达到“高度盖然性”。若反证只能说明“可能未造成严重后果”，则推定不被推翻。这一标准，与民事证明的一般标准一致，也与推定的“减轻受害人负担”的初衷相合。
还须处理“类型外的严重情形”。实践中可能出现不在四类之中、但确实严重的情形，如“长期被违法监视居住”“被违法列入失信名单致生活全面受限”。此类情形，应回到双维判断，不受类型的限制。
类型的开放性，是类型化方法的生命力所在。类型不是封闭的清单，而是“典型化的样本”；样本之外，仍可依原理认定。封闭的清单，会使规则僵化；开放的原理，可保规则的弹性。
五、数额的三层裁量构造
第一层是基础数额。基础数额的确定，须有一个“锚”。锚的选择，应是与损害“同质”的客观指标：人身自由被剥夺的，以羁押日数折算；身体伤害的，以伤残等级折算；名誉贬损的，以传播范围折算。
以羁押日数折算的方法，可参照“日赔偿金”的若干倍。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日标准，抚慰金可取其若干倍作为基础。倍数的选择，应反映“抚慰”与“填补”的区别。
本文建议，基础数额以“日赔偿金的二至五倍乘以羁押日数”为区间。二倍适用于羁押时间短、情节一般的情形；五倍适用于羁押时间长、情节严重的情形。区间之内，由加重与减轻情节调整。
以伤残等级折算的方法，可参照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“档次”。一级至四级伤残，基础数额较高；五级至七级居中；八级至十级较低。档次之间的差距，应体现“阶梯”而非“跳跃”。
以传播范围折算的方法，较为困难。可参照“媒体层级”：县级媒体、市级媒体、省级媒体、全国性媒体，逐级递增；网络传播的，按阅读量、转发量分级。分级的目的是提供“可比较的锚”。
第二层是加重情节。加重情节的功能，是在基础数额之上“上调”，以反映侵害的恶劣性。加重的情节主要有四：手段的恶劣性、场合的公开性、过错的程度、纠错的迟延。
手段的恶劣性，指侵害的方式是否粗暴、是否侮辱人格、是否反复实施。殴打、辱骂、变相体罚，均属手段恶劣；反复实施、屡教不改，其恶劣性更甚。
场合的公开性，指侵害是否在公开场合实施、是否经媒体传播。公开场合的侵害，对名誉的杀伤力更大；媒体的传播，使损害的范围扩大。场合的公开性，是独立的加重情节。
过错的程度，指赔偿义务机关的主观状态。故意（如明知违法而为之）重于重大过失，重大过失重于一般过失。过错的程度，反映了“可非难性”的强弱，应影响数额的高低。
纠错的迟延，指赔偿义务机关发现错误后，是否及时纠正。及时平反、主动道歉、迅速赔偿的，可减轻；拖延迟延、推诿塞责、甚至掩盖错误的，应加重。迟延本身即是“二次伤害”。
第三层是减轻情节。减轻情节的功能，是在基础数额之上“下调”，以反映责任的减轻。减轻的情节主要有三：受害人的过错、赔偿义务机关的及时补救、真诚的道歉。
受害人的过错，须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因果关系。受害人“态度不好”“不配合”本身不构成过错；但受害人“虚构事实”“扩大事态”“拒不接受合理补救”的，可构成过错。
及时补救，指赔偿义务机关在损害发生后，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恢复职务、赔偿损失。补救的及时性与有效性，影响减轻的幅度。
真诚的道歉，指赔偿义务机关在适当范围内，以适当方式向受害人赔礼道歉。道歉的“真诚”难以判断，可从“是否公开”“是否具体”“是否及时”三个方面观察。形式化的道歉，不足以减轻。
三层构造的运算，宜采“先定基础、再作调整”的顺序：先按客观指标确定基础数额，再依加重情节上调（可累计，但设上限），最后依减轻情节下调（可累计，但设下限）。
上限与下限的设置，是防止“畸高畸低”的技术手段。上限可设为基础数额的三倍，下限可设为基础数额的半数。区间之内，法官有裁量的空间；区间之外，须有特别的理由。
说理的要求，应随调整幅度递增。调整幅度在“一倍以内”的，说明主要情节即可；超过“一倍”的，应逐项论证加重或者减轻的事由，并说明各项事由的权重。说理越充分，裁量越可复核。
三层构造的优点，是“可分解、可复核、可比较”。可分解，指复杂的“综合考量”被拆为三个步骤；可复核，指每一步都有对应的情节与依据；可比较，指不同案件的裁量可以在同一框架下对照。
三层构造的局限，是“基础的锚”仍难统一。日赔偿金的倍数、伤残等级的档次、传播范围的分级，均需进一步的细化。细化的任务，宜由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承担。
为使三层构造不至流于空谈，可设一“算例”以演示其运算。设某甲被违法行政拘留十五日，期间被同室人员殴打致轻微伤，释放后单位将其除名，当地媒体作了报道。
第一步定基础：以日赔偿金的二倍乘以十五日，得基础数额。第二步看加重：手段涉及殴打，属恶劣；场合涉及媒体，属公开；过错为故意；纠错迟延，未及时澄清。四项加重，可上调至基础数额的二倍。
第三步看减轻：某甲在拘留期间有挑衅行为，对殴打的发生有部分过错；赔偿义务机关在诉讼中主动道歉。两项减轻，可下调一成。最终数额落在基础数额的一点八倍左右。
算例的意义，在于“可复现”。换一位法官，依同样的步骤与情节，应得出相近的结果。相近而非相同，是裁量的常态；但“相近”须有“共同的步骤”作保障。
算例亦暴露了三层构造的难点：情节的“权重”如何分配？四项加重是否等于“二倍”？此类判断，仍需经验与共识。共识的形成，依赖于案例的积累与学理的讨论。
可考虑建立“裁量因子表”，把常见的情节与其“参考权重”列明，供法官参考。因子表不是强制性的规范，而是“说理的工具”：采用者须说明理由，不采用者亦须说明理由。
因子表的编制，宜由高级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主持，结合辖区内的案例数据。编制的原则，是“从案例中来，到案例中去”：以已决案例的裁量为素材，提炼出可复用的因子。
数额与财政的关系，须理性看待。抚慰金由财政列支，数额的上升会增加支出；但支出的大小，取决于案件的数量而非单案的数额。国家赔偿的案件数量有限，总额可控。
更重要的是，赔偿的支出具有“抑制违法”的功能。赔偿越多，违法成本越高，行政机关越有动力规范执法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抚慰金不是“财政的负担”，而是“法治的投入”。
数额与抑制功能的关系，亦须辨明。抑制功能的有效性，取决于“赔偿的概率”与“赔偿的数额”的乘积。若概率极低，则再高的数额也难以形成威慑；若数额过低，则高概率亦不足以抑制。
我国的情形，是“概率偏低、数额偏低”的双低格局。改善的路径，一方面在于畅通请求渠道，提高“被追究的概率”；另一方面在于提高数额的“相当性”。二者并进，抑制功能方可显现。
支付方式的创新，值得探索。对于损害持续、需要长期抚慰的情形，可考虑“一次性支付＋定期金”的组合：一次性支付解决即时的需要，定期金解决长期的支持。定期金的适用，须以“损害的持续性”为前提。
六、程序构造与举证责任
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，应与其他赔偿请求“一并提出”。国家赔偿法第九条、第十二条规定了赔偿请求的提出方式，未就精神损害单设程序；故其应附随于人身权、财产权的赔偿请求。
“一并提出”的规范意义，在于“避免重复程序”。若允许单独就精神损害提起赔偿，则同一侵害可能引发两次程序，既增加负担，也可能出现裁判的冲突。
但“一并提出”不意味着“一并受理”即可“不予审查”。实务中有赔偿义务机关以“未造成严重后果”为由，对精神损害请求“不予受理”，这是对程序的误解：受理是形式审查，是否支持是实体审查。
协商阶段的处理，亦须规范。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，赔偿义务机关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协商。协商的内容，可以包括抚慰金的数额；协商达成的协议，具有约束力。
协商的底线，应受“法定基准”的限制。若协商的数额显著低于法定基准，则协议可能损害受害人的权益，也可能形成“以协商规避赔偿”的漏洞。故应允许受害人在“显失公平”时请求撤销。
决定阶段的处理，须在决定书中“单列项目”。实务中，有的决定书将抚慰金并入“其他损失”，笼统表述，导致数额的构成不清。单列项目，既便于审查，也便于执行。
诉讼阶段的处理，须注意“请求的特定化”。赔偿请求人起诉时，应明确抚慰金的数额及计算依据；未明确的，法院应释明。释明后仍不明确的，可按“未提出”处理，但应告知另行主张的途径。
举证责任的分配，前已论及：具备类型的，由赔偿义务机关反证；不具备类型的，由受害人举证。此外，还有两类特殊的举证问题，须专门讨论。
第一类是“因果关系的举证”。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，须有因果关系。受害人应证明“侵害发生”与“损害出现”的时间关联；赔偿义务机关若主张“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”，应举证证明。
第二类是“损害程度的举证”。受害人应提供医疗记录、心理咨询记录、证人证言等；无此类证据的，可依“经验法则”推定。赔偿义务机关若主张“损害轻微”，应提出反证。
举证责任之外，还有“调查取证”的问题。精神损害的证据多在赔偿义务机关或者第三方（如医院、媒体）手中，受害人难以取得。法院可依职权调取，或者依申请调取。
调解的运用，须有边界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弹性大，调解的空间也大；但调解不能成为“压低数额”的工具。调解方案应参照三层构造的基准，向当事人释明，避免“信息不对称”下的让步。
执行的问题，亦须关注。抚慰金的执行，与其他赔偿金的执行无异；但实践中，有的地方以“财政困难”为由拖延支付。对此，应通过财政保障机制解决，不能转嫁为受害人的等待。
程序之外，还须注意“时效”的衔接。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为两年，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之日起算。精神损害的发现往往滞后，若严格按“知情之日”起算，可能使受害人丧失请求权。
本文主张，精神损害的时效起算，可采“损害显现之日”的标准：损害潜伏、后显现的，自显现之日起算。这一处理，与民事侵权法上“潜伏损害”的处理思路相通，兼顾了时效的安定与受害人的保护。
七、体系定位与相邻制度
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，是“特别法”与“一般法”的关系。国家赔偿法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；无规定的，可参照民事法。但参照须受“性质相容”的限制。
性质上，国家赔偿的“抚慰性”强于“填补性”。这一取向，源于国家赔偿的“公法”属性：赔偿不是民事侵权责任，而是国家对自身违法行为的“责任承担”，其功能侧重于“抚慰”与“抑制”。
抚慰性的取向，决定了数额的“适度”：不必完全填补，但须“相应”。若数额过低，则“抚慰”无从谈起，抑制功能亦失效；若数额过高，则可能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，也可能引发“滥诉”。
“适度”的标准，本文主张以“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”为参照。抚慰金的数额，应使受害人在当地过上“体面的生活”一段时间，而非“巨款”。参照人均收入，可兼顾地区差异与财政能力。
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衔接，须注意两点：其一，同一侵害既构成国家赔偿又构成民事赔偿的，受害人不得“双重获赔”；其二，国家赔偿的数额低于民事标准的，不因此否定其正当性。
与“赔礼道歉”的关系，须专门讨论。赔礼道歉是非财产性的救济，抚慰金是财产性的救济；二者并列，而非替代。实务中有以“已赔礼道歉”为由拒绝抚慰金的，这是混淆了两种救济的功能。
赔礼道歉的功能，是“恢复名誉”；抚慰金的功能，是“抚慰痛苦”。前者针对“社会评价”，后者针对“内心感受”。二者不能相互替代，只能相互补充。
与“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”的关系，亦同。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的措施，须“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”实施；范围的大小，与损害的传播范围相对应。措施不到位，损害仍在，抚慰金的数额不应因此减让。
与“精神障碍的医疗费”的关系，须区分。因侵害导致精神障碍，需要治疗的，医疗费属于“财产损失”，依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规则处理；抚慰金则针对“痛苦”本身。二者可并存，不构成重复赔偿。
与“伤残赔偿金”的关系，亦须区分。伤残赔偿金是对“劳动能力丧失”的赔偿，属财产性；抚慰金是对“精神痛苦”的赔偿，属非财产性。二者性质不同，可并存。
实务中有将“伤残赔偿金”视为“已包含精神损害”的做法，这是错误的。伤残赔偿金的功能是“填补收入损失”，无法涵盖“痛苦、羞辱、生活质素下降”等非财产损害。
与“刑事赔偿”的衔接，须注意规范的一体适用。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列举了刑事赔偿的情形，第三十五条同样适用于“侵犯人身权”的刑事赔偿。二者的判断标准，应保持一致。
一致的路径，是建立“统一的精神损害裁量指引”。无论行政赔偿还是刑事赔偿，均按“双维判断＋类型推定＋三层裁量”操作。统一的指引，可减少“同案不同赔”的现象。
与“司法救助”的关系，亦须厘清。司法救助是对“生活困难”的应急救助，不以违法为前提；国家赔偿是对“违法行为”的责任承担，以违法为前提。二者的功能不同，不能相互替代。
实务中有以“已给予司法救助”为由减少抚慰金的，这是混淆了两种制度。司法救助是“救急”，抚慰金是“担责”；前者不能抵销后者，后者也不排斥前者。
八、结语
精神损害抚慰金，是国家赔偿制度中“最柔软”的部分。它面对的不是财产的损失，而是人的痛苦；它给出的不是等价的补偿，而是一种承认：承认国家的行为错了，承认受害人受了伤。
承认的意义，往往超过金钱。许多申请人坚持数年，所求的未必是数额，而是一句“我们错了”。抚慰金的价值，正在于把这句话“兑现”为可感知的形式。
本文主张的双维解释，试图为“严重后果”提供一个可讨论的框架：客观程度解决“多重”，持续性解决“多久”。两维结合，使判断从“感觉”走向“论证”。
本文主张的类型化推定，试图为受害人减轻举证负担：典型情形一经证明，推定即成立，反证的责任转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。这一转换，回应了“证据偏在”的现实。
本文主张的三层裁量，试图为数额提供可复核的步骤：基础数额、加重情节、减轻情节，逐层展开，逐项说理。步骤清晰，裁量才可检验；可检验，才可信任。
从更远处看，抚慰金的水平，反映一个国家对“人的尊严”的态度。数额不必攀比，但须“相应”；说理不必华丽，但须“真诚”。二者兼备，制度才有温度。
愿每一起冤错的纠正，都不止于一纸决定；愿每一份痛苦，都得到应有的承认。此即本文的初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