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公司治理的核心，是权力的配置与制衡。股东会决定意思，董事会执行意思，监事会监督执行。三者分立，各司其职，构成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。这一框架，自1993年公司法以来沿用至今。
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，改变了这一框架。修订后的法律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按照章程的规定，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，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，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。
变革的意义，不仅是机构的合并，更是监督位置的移动。监事会与董事会平行，处于外部监督的位置；审计委员会设于董事会之内，处于内部监督的位置。位置的移动，改变了监督的逻辑。
支持者认为，这一变革符合国际趋势。英美法系国家多不设监事会，监督职能由董事会的下设委员会承担。合并机构，可以减少层级，提高效率，避免监督与经营的两张皮。
批评者认为，这一变革削弱了监督。董事监督董事，等于自己监督自己。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由董事会提名、由股东会选举，其独立性难以保障，监督可能流于形式。
两种意见各有道理。制度的成败，不在于机构的名称，而在于具体的规则设计。若独立性有保障、职权能落实、责任可追究，审计委员会同样可以发挥监督的功能。
我国法上的规则，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。法律对审计委员会的组成、成员的资格、职权的行使作了规定，上市公司还须满足更严格的要求。规则的密度，反映了立法者的谨慎。
但规范仍有粗疏之处。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时，其决议的效力如何？与董事会决议冲突时，以何为准？成员怠于监督的，责任如何认定？这些问题，法律未作回答。
实务中的困惑，已经开始显现。有的公司在章程中笼统规定设审计委员会，却未明确其职权范围；有的公司保留了监事，又设审计委员会，形成机构的叠床架屋；有的公司在代表诉讼中，因前置程序的相对人不明而受阻。
学理上的讨论，多集中于制度的比较与价值的评判，对具体的解释论问题关注不足。而裁判所需要的，恰恰是后者。规则的空白，只能由解释填补。
本文即以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为主题，讨论机构选择的自治与强制、职权的承接与转换、独立性的保障、成员责任的构造。目的在于为裁判提供框架，也为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。
对于这一变迁的评价，应当避免简单的褒贬。制度的优劣，取决于适用的环境。在股权集中、内部人控制的公司，外部监督或许更为有效；在股权分散、专业分工的公司，内部专门监督或许更为务实。
对于立法者而言，提供可选择的方案，而非强制的单一模式，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它承认了公司治理的多样性，也尊重了公司的自主判断。
二、制度变迁：从监事会到审计委员会
要理解变革，须回顾历史。我国公司法上的监事会制度，继受于大陆法系，尤其是德国与日本的经验。其基本构造，是股东会之下设董事会与监事会，二者平行，互不隶属。
监事会的职权，包括检查公司财务、监督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、向股东会提出提案、代表公司提起诉讼。职权的内容，覆盖了监督的主要方面。
监事会的组成，包括股东代表与职工代表。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，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。这一安排，体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理念。
监事会制度的实践效果，并不理想。监督的动力不足，监事多为兼职，缺乏专业知识；监督的信息不足，难以接触核心的财务与业务资料；监督的独立性不足，监事往往由控股股东提名。
有实证研究表明，监事会的会议次数、提案数量、异议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。监督的实质，往往停留在形式上的审查，难以发现深层次的问题。
与此同时，独立董事制度自2001年引入，在上市公司中逐步推开。独立董事享有特别职权，包括对关联交易的认可、对会计师事务所聘用的建议、对重大事项的独立意见。
两套监督机制并行，产生了职能的重叠。监事会与独立董事都要监督财务、都要监督关联交易、都要发表意见，职责的边界不清，责任的归属不明。
2023年的修订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。修订的思路，是允许公司选择：或者保留监事会，或者设置审计委员会。选择的自由，使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规模与股权结构，设计适合的监督机制。
对于上市公司，修订采取了强制与引导并重的态度。法律要求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三名以上，过半数不得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，且不得与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。
法律还要求，审计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。这一要求，旨在保障委员会具备理解财务报告、识别财务舞弊的能力，避免监督的空洞化。
对于有限责任公司，修订未设强制的独立性要求。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，可以不设监事会，也可以不设审计委员会，仅设一名监事，甚至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设监事。
这一差序格局，体现了比例原则。公众公司涉及众多投资者的利益，监督的要求应当严格；闭锁公司股东人数少、关系紧密，监督可以由股东自行承担，法律的干预应当克制。
制度变迁的方向，是从形式的统一走向实质的分层。这一转向，符合公司法的整体趋势，也为裁判提出了新的问题：如何在自治与强制之间划定边界。
对于未设监事会的公司，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中予以体现。登记的记载，具有公示的效力，第三人可以据此知悉公司的监督机构。未登记的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对于选择审计委员会的时点，法律未作限制。公司可以在设立时选择，也可以在存续中变更。变更的，应当修改章程、办理登记、通知债权人，程序不可省略。
对于章程规定的溯及力，应当注意。新设的审计委员会，不能溯及地否定此前监事会作出的决议的效力。此前的决议，依当时的规定判断，不因机构变更而失效。
三、机构选择的自治与强制
机构的选择，首先是自治的事项。公司可以通过章程，决定设监事会还是设审计委员会。章程未规定的，适用法律的默认规则。默认规则的选择，应当便于公司的运作。
自治的行使，应当通过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。仅由董事会决议设置审计委员会的，效力存疑，因为机构的设置涉及治理结构，属于股东会的职权范围。
章程的规定，应当明确具体。仅写设审计委员会而未明确其组成、职权、议事规则的，可能被认定为约定不明，适用法律的规定补充。约定不明，不影响机构的成立。
自治的第一重限制，是公司类型的限制。上市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，必须满足法定的独立性要求。未满足的，审计委员会不能成立，公司仍应设监事会。
这一限制的正当性，在于投资者保护。上市公司的公众性，决定了其监督机制不能完全由内部人决定。强制的独立性要求，是对自治的必要矫正。
自治的第二重限制，是职权完整性的限制。选择审计委员会的，必须承接监事会的全部法定职权，不得只承接部分职权，而将其他职权保留给其他机构。
理由在于，监事会是一个完整的监督机关，其职权相互关联，共同构成监督的闭环。若允许选择性承接，监督的链条就会断裂，出现无人负责的空白。
实务中，有的公司在章程中规定，审计委员会仅行使财务检查权，其他职权由董事会行使。这一安排，违反了职权完整性的要求，应当认定为无效。
自治的第三重限制，是不得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。例如，法律要求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的，公司不得通过设置审计委员会规避这一要求。
但这一限制的适用，须注意法律的表述。修订后的公司法对职工代表的要求，主要针对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且未设职工董事的公司。设审计委员会的公司，可以通过职工董事实现职工参与。
自治的第四重限制，是不得损害债权人与少数股东的利益。监督机制的设置，关系到公司财务的真实与资产的安全。若设置的目的在于掩盖经营问题，相关决议可以被撤销。
对于选择后的变更，法律未作限制。公司可以通过修改章程，由审计委员会改回监事会，或者相反。变更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，并通知债权人。
变更的程序，应当遵循章程的规定。章程未规定的，应当经股东会特别决议。变更涉及职工代表的，还应当经职工民主程序，保障职工的参与权。
机构选择的争议，可能引发诉讼。股东认为章程的规定违反法律的，可以请求确认无效；公司认为股东的主张无理的，可以请求确认决议有效。
裁判的方法，是先审查公司的类型，确定适用的强制性规定；再审查章程的内容，确定职权的承接是否完整；最后审查程序的正当性，确定决议是否有效。三个层次，依次展开。
对于委员会行使职权的费用，应当明确由公司承担。费用包括会议的召集、外部顾问的聘请、资料的复制。公司拒绝承担的，委员会可以请求股东会决定。
对于委员会获取信息的方式，应当具体。可以要求管理层定期提交财务报告、经营报告、风险报告；可以随时查阅账簿、合同、会议记录；可以约谈相关人员。
对于管理层拒绝提供信息的情形，委员会可以采取三种措施：书面质询并记载于会议记录、向董事会报告、向股东会报告。三种措施可以并用，不构成越权。
对于委员会决议的效力，应当区分对内与对外。对内的效力，自决议作出时发生；对外的效力，须以公司的名义作出，并由公司盖章。仅有委员会决议而无公司意思表示的，对外不生效力。
对于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门的关系，应当理清。内部审计部门是公司的执行机构，向管理层负责；委员会是监督机构，向股东会负责。委员会可以指导内部审计的工作，但不能替代其日常职能。
对于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师的关系，应当明确。外部审计师的聘任与解聘，应当经委员会决定；审计的范围与重点，应当与委员会协商；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，应当直接向委员会报告。
四、职权的承接与转换
职权的承接，不是名称的替换，而是行使方式的转换。监事会作为外部机关，其职权的行使以独立的地位为基础；审计委员会作为内设机构，其职权的行使须在董事会之内保持独立。
第一种职权，是财务检查权。审计委员会有权检查公司的财务，查阅会计账簿、凭证、报表。公司拒绝提供的，委员会可以请求法院责令提供，也可以向股东会报告。
财务检查权的行使，应当有必要的专业支持。委员会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协助，费用由公司承担。公司拒绝承担费用的，委员会可以请求股东会决定。
第二种职权，是对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权。委员会有权要求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交执行职务的报告，有权对其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，有权向股东会提出罢免的建议。
监督权的行使，应当注意程序的正当。要求报告应当书面提出，说明目的与范围；提出纠正意见应当载明事实与依据；提出罢免建议应当经委员会决议。
第三种职权，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。董事会不召集的，委员会可以自行召集并主持。这一职权，是监督的延伸，旨在打破董事会的信息垄断与程序控制。
行使这一职权，应当先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请求。董事会在法定期限内不召集的，委员会可以自行召集。召集的通知、议程、表决，适用法律关于股东会的规定。
第四种职权，是向股东会提出提案。提案的范围，不限于监督事项，也可以涉及公司的经营。提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，由董事会列入议程。
第五种职权，是代表公司提起诉讼。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，审计委员会可以代表公司，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。这一规定，取代了原法中监事会的相应职权。
代表诉讼的行使，须遵守前置程序。股东请求审计委员会提起诉讼的，委员会应当在收到请求后的一定期限内决定。委员会拒绝或者逾期未起诉的，股东可以自行起诉。
前置程序的相对人，是审计委员会而非董事会。这一点，在实务中常被混淆。混淆的后果，是程序的不合法，导致起诉被驳回。
职权的转换，还体现在行使的组织形式上。监事会的决议，由监事过半数通过；审计委员会的决议，由成员过半数通过。表决的方式、会议的召集，适用章程的规定。
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，审计委员会的职权尤为重要。关联交易的审议，应当经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，关联董事不得参与表决。这一规则，是独立性要求的程序化。
职权的承接，还应当包括信息的获取。委员会有权要求公司提供财务、业务、管理的资料，有权进入公司的经营场所，有权询问相关人员。信息的充分，是监督有效的前提。
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的规范依据与具体设置方式，可参见新公司法下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吗？审计委员会是什么一文对机构选择的规则所作的梳理，本文不再重复其条文内容，只就职能的承接与独立性的保障展开。
对于独立董事的提名，应当避免由控股股东垄断。可以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，也可以由中小股东联合提名。提名的多元化，是独立性的人口保障。
对于独立董事的薪酬，应当与其监督的付出相匹配。过低，难以吸引专业人才；过高，可能形成对公司的依赖。以固定津贴为主、与业绩挂钩的比例为辅，较为妥当。
对于独立董事的责任保险，应当审慎。保险可以分散风险，但也可能削弱责任的约束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，不应当纳入保险的范围。
五、独立性的保障
独立性是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核心，也是最脆弱的一环。成员是董事，由董事会提名、股东会选举，其薪酬、声誉、职业前景都与公司相关，难以完全摆脱影响。
法律对此有所回应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，过半数不得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，且不得与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。
这一要求，实质是要求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。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雇佣、交易、亲属等关系，其判断相对独立。多数的构成，使委员会的整体立场不受内部人控制。
会计专业人士的要求，是对能力的补充。财务舞弊的识别，需要专业的知识与经验。仅凭独立性而无能力，监督同样难以奏效。
对于非上市公司，法律未设强制要求。但章程可以自行规定，例如要求委员会中至少一名成员具有财务背景，或者要求外部专业人士参与。自治的空间，应当充分利用。
独立性的保障，还需要程序的隔离。委员会的会议，应当单独召开，不受董事会的时间与议程限制；会议的记录，应当独立保存，不被董事会修改。
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，应当直接进行。公司管理层不得在场，不得干预沟通的内容。这一安排，保障了外部审计的独立性，也保障了委员会的知情。
委员会聘请外部顾问的权力，应当明确。律师、评估师、行业专家，都可以成为顾问。费用由公司承担，公司不得以成本为由拒绝。
独立性的保障，最终依赖于人的品质。制度可以提供激励与约束，但不能替代人的判断。选任具有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的人，是制度有效的前提。
对于独立性的缺失，法律提供了救济。成员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未回避的，决议可以被撤销；造成损失的，成员应当赔偿。
回避的范围，应当明确。与决议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与决议事项的当事人有亲属、雇佣、交易关系的，也应当回避。回避的决定，由委员会作出。
对于回避的争议，可以由股东会决定，也可以由法院裁决。裁决的标准，在于是否存在影响独立判断的可能，而非是否存在实际的影响。可能的判断，采客观标准。
独立性的评价，应当是持续的。成员的情况发生变化，可能影响独立性的，应当及时报告；不再符合任职条件的，应当辞任或者被解任。
对于监督失职的举证，应当注意。原告应当证明损失的发生、监督的缺失、二者之间的关联。仅有损失而无监督缺失的证据，不足以认定责任。
对于成员的抗辩，常见的有三类：已尽合理注意、损失由经营者直接造成、损失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。三类抗辩的成立，均需要证据的支持，不能仅凭陈述。
对于责任的范围，应当限于实际损失。可得利益的损失，须以可预见为条件。惩罚性的赔偿，在公司内部的责任中不适用，除非法律另有规定。
对于多个成员的责任分担，应当先确定总体的责任，再按过错分配。投赞成票且未记载异议的，承担主要责任；未出席且无正当理由的，承担相应责任；投反对票并记载的，可以免责。
对于委员会成员的免责，还应当注意记录的完整性。会议记录、质询函件、反对意见，都是免责的证据。缺乏记录的，即使实际已尽注意，也难以证明。
对于委员会成员的责任与董事的责任的关系，应当区分。董事的责任，源于经营决策；委员会成员的责任，源于监督失职。二者的行为不同，过错的判断标准也不同。
六、成员的责任构造
审计委员会的成员，首先是董事，适用董事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。其在委员会中的职务行为，属于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，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此为基础。
忠实义务，要求成员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不得与公司争利，不得泄露公司的秘密。违反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。
勤勉义务，要求成员以合理的注意执行职务。注意的程度，应当以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类似情形下的注意为标准，而非以专家的标准苛求。
对于监督职责的履行，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，包括定期检查财务、及时了解经营状况、对异常事项进行质询、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的制止。未履行的，构成义务的违反。
责任的认定，应当注意因果关系。成员的怠于监督，与公司的损失之间，须有因果关系。若损失系由经营者的行为直接造成，监督的缺失只是条件而非原因，责任应当减轻。
对于已经尽到合理注意的成员，可以免责。免责的证明，包括会议的出席记录、质询的书面材料、反对意见的记载、外部专家的意见。有记录的，推定已尽注意。
商业判断规则，是否适用于监督行为？本文认为可以有限度地适用。监督的判断，涉及对风险的评估与对信息的解读，具有一定的专业性，不宜事后苛责。
但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，有其前提：成员与事项无利害关系、已经充分了解信息、善意地作出判断。三个前提缺一的，不能适用，责任仍应认定。
对于共同的责任，成员之间如何分担？本文认为，应当按过错的程度与原因力的大小分担，而非一律连带。投赞成票的成员承担主要责任，投反对票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，可以免责。
对于未出席会议的成员，是否承担责任？本文认为，无正当理由未出席的，不能免责。出席是履行职责的基本方式，缺席即为怠于履职。
对于委员会的整体决议造成的损失，成员的责任如何认定？应当区分决议的内容与成员的表决。决议违法的，投赞成票的成员承担责任；决议合法的，成员不承担责任。
责任的追究，可以通过股东代表诉讼、公司直接诉讼、监管处罚等途径。不同的途径，举证的责任与证明的标准不同，当事人可以选择。
对于责任的限制，章程可否规定？本文认为，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，不得通过章程减轻或者免除；一般过失的责任，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限制。
对于董事会与委员会的联席会议，应当谨慎。联席会议可能模糊二者的界限，使监督失去独立性。确需沟通的，可以采取通报、听取意见的方式，不宜以联席会议作出决定。
对于委员会向董事会报告的事项，应当区分。一般性的监督情况，可以定期报告；涉及董事个人责任的，应当直接向股东会报告，避免董事会内部的消化。
对于股东会解任委员会成员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无理由的解任，可能构成对监督的报复，损害制度的公信。理由不成立的，解任决议可以被撤销。
七、与董事会、股东会的关系
审计委员会设于董事会之内，与董事会的关系最为密切。二者既相互依存，又相互制约。委员会依赖董事会提供信息与资源，董事会依赖委员会提供监督与制衡。
当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时，其地位应当相对独立。董事会的决议，不能约束委员会职权的行使；委员会的决定，也不必经董事会批准。
二者的冲突，可能出现。董事会决定某项投资，委员会认为风险过高而提出反对。此时，以何为准？本文认为，经营决策以董事会为准，监督事项以委员会为准。
区分的标准，是事项的性质。属于经营判断的，董事会享有决定权，委员会只能提出意见；属于监督职权的，委员会享有决定权，董事会不得干预。
对于交叉的事项，例如关联交易，二者都有权参与。此时应当遵循特别规则：关联交易须经委员会认可，未经认可的，董事会不得实施。
审计委员会与股东会的关系，是监督与报告的关系。委员会向股东会报告工作，股东会选举或者解任委员会成员。委员会应当定期报告监督的情况，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。
委员会提议召开股东会的，董事会应当配合。董事会不配合的，委员会可以自行召集。这一规则，保障了委员会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性。
委员会向股东会提出提案的，董事会应当列入议程。董事会拒绝列入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；理由不成立的，股东会可以直接审议。
对于股东会决议违反法律或者章程的，委员会可以提出异议，也可以请求法院撤销。这一职权，是监督的延伸，旨在维护决议的合法性。
审计委员会与职工代表的关系，需要注意。设职工董事的公司，职工董事可以成为委员会成员；未设职工董事的，职工的意见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反映。
对于职工利益的保护，委员会的职权包括监督劳动安全、监督社会保险的缴纳、监督集体合同的履行。这些职权，与监事会的职权相同，应当完整承接。
三者的关系，可以概括为：委员会在董事会之内，向股东会负责，独立行使监督职权。这一定位，既不同于监事会的平行监督，也不同于一般的内设委员会。
定位的清晰，是制度运行的前提。定位模糊，将导致职权的争议、责任的推诿、监督的空转。立法与司法解释，应当进一步明确这一定位。
对于涉及委员会决议的效力争议，应当审查三个层面：召集程序是否合法、表决方式是否符合章程、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。三个层面依次审查，任何一个层面的瑕疵都可能导致决议被撤销。
对于召集程序的瑕疵，应当区分轻微与重大。通知时间稍短但成员均已出席并表决的，属于轻微瑕疵，不影响决议的效力；未通知部分成员的，属于重大瑕疵，决议可撤销。
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案件，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审计或者评估。审计的结论，可以作为认定财务真实性的依据；评估的结论，可以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。
对于诉讼的周期，应当注意效率。公司治理的纠纷，往往涉及公司的正常经营，久拖不决将损害各方的利益。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、先行判决、部分调解等方式，缩短周期。
八、裁判方法与制度完善
裁判的方法，首先是案由的确定。涉及审计委员会的纠纷，可能表现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、股东知情权纠纷、公司决议纠纷、股东代表诉讼。案由的选择，影响当事人的列明与举证的分担。
当事人的列明，应当注意委员会的地位。委员会不是法人，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。以其名义起诉的，应当以公司为原告，由委员会的代表人代表公司。
对于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，应当严格审查。股东应当先书面请求审计委员会起诉，委员会拒绝或者逾期未起诉的，股东方可起诉。未履行前置程序的，应当驳回起诉。
对于前置程序的例外，应当审慎适用。情况紧急、不立即起诉将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，股东可以直接起诉。紧急性的认定，应当有具体的证据支持。
证据的审查，应当关注三类材料：章程与决议、委员会的会议记录、财务与业务资料。三类材料相互印证，才能确定职权的范围、义务的履行、损失的发生。
对于会议记录的审查，应当注意其真实性。记录应当载明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人员、议题、发言、表决结果。仅有结论而无过程的记录，证明力较弱。
对于专业问题的判断，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。财务舞弊的识别、内部控制的评价，都需要专业的知识。专家的意见，可以帮助法院理解技术问题。
裁判文书的说理，应当充分。机构的设置、职权的承接、义务的违反、责任的分配，都应当说明理由。说理充分，才能让当事人信服，也才能形成规则的指引。
制度的完善，首先是立法的细化。应当明确审计委员会的法律地位、决议的效力、与董事会决议冲突时的处理规则。规范的明确，是裁判的前提。
其次是司法解释的跟进。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典型案例，明确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相对人、成员责任的认定标准、免责的证明方法。
再次是监管规则的协同。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将审计委员会的运作纳入检查范围，对未实质运作的予以问询、警示或者处罚，形成监管的合力。
最后是公司自身的完善。章程应当细化委员会的组成、职权、议事规则；公司应当为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信息与资源；成员应当勤勉履职，留下完整的记录。
对于中小企业，应当避免制度的过度负担。审计委员会的设置，需要成本。规模较小的公司，可以选择设一名监事，甚至不设监事，以降低治理的成本。
从监事会到审计委员会，名称的变化背后，是治理理念的调整。从外部的平行监督，到内部的专门监督，反映的是对效率与专业的追求。
但效率与专业，不能替代独立。监督的灵魂，在于独立地判断、独立地发声。失去了独立，再专业的机构也只是装饰。这是制度设计者必须牢记的一点。
制度的演进，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完成，而是持续的试错与调整。审计委员会的制度，也会在实践中不断修正，逐步找到适合我国公司的形态。
最后需要说明，本文的讨论以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为基础。随着配套规则的出台与司法实践的发展，相关结论可能需要调整，本文的观点亦当接受检验。
监督的价值，不在于事后的追责，而在于事前的防止。一个真正运作的监督机关，可以让经营者知道有人在看，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。这是监督最深层的功能。
本文的讨论，以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为背景，未及不设监事会的中小公司的监督安排；所引比较法资料，以英美与德国为主，未及日本、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。这些，均有待进一步研究。研究的展开，须以公司治理的实证数据为支撑。
九、结语
监督是公司治理的永恒难题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信息不对称、动力不足、独立性缺失，是任何制度都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。审计委员会的出现，只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
这种可能的实现，取决于细节的设计。成员如何选任、职权如何行使、信息如何获取、责任如何追究，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制度的成败。
我国法的规定，已经搭起了框架，但填充仍需努力。司法的角色，是通过个案的解释，使框架逐步丰满，使规则逐步清晰。
裁判者应当认识到，公司治理的纠纷，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，而是利益与风险的权衡。监督的强度、自治的空间、责任的边界，都需要在具体案件中把握。
同时，裁判者也应当尊重公司的自治。章程的规定、股东会的决议，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规定，就应当予以尊重。司法不宜以自己的判断替代公司的判断。
归结而言，审计委员会的制度，是从形式监督走向实质监督的一次尝试。尝试的成败，不仅取决于立法的智慧，也取决于司法的审慎与公司的自觉。
愿每一个监督机关，都能真正地监督；每一份信任，都不被辜负。这是制度的期待，也是市场的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