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
跨境交易的增长，使判决的跨境效力成为现实的需求。一份在我国法院取得的胜诉判决，若无法在被告财产所在地获得承认与执行，则胜诉只是纸面上的胜利。
承认与执行的依据，我国法上为两条：国际条约与互惠原则。条约的适用，清晰明确；互惠的适用，则充满争议。争议的核心，是互惠的含义与证明。
关于申请的条件、材料与互惠原则的操作要点，站内外国法院判决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？申请条件与互惠原则讲清一文已有完整梳理；本文则集中讨论互惠这一要件的解释空间。
长期以来，我国法院采“事实互惠”。其要求是：申请人须证明对方国家已有承认我国法院判决的先例；若无先例，则认定不存在互惠，裁定驳回。
这一要求，被称为“先例主义”或者“镜像标准”。其逻辑是：你承认我的判决，我才承认你的判决；你不承认，我也不承认。逻辑的对等，看似公平，实则僵硬。
僵硬的表现，是“囚徒困境”。双方都等待对方先迈出一步，结果谁也不迈；判决的跨境效力，因此落空。落空的后果，由当事人承担，而非由国家承担。
近年来的实践，出现了松动的迹象。有的法院以对方国家的立法为依据，认定存在互惠；有的法院以“推定互惠”为方法，先行承认，以期促成互惠。松动的方向，是软化。
软化的正当性，来自互惠原则的功能转换。传统上，互惠是报复与威慑的工具；现代上，互惠是合作与促进的机制。功能的转换，要求解释的更新。
本文的主张是：互惠原则应当作层递式的软化，形成事实互惠、法律互惠、推定互惠的三层结构。三层递进，先易后难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判决的跨境效力。
三层结构的意义，在于提供“阶梯”。当事人无须一步跨到最高，只须证明其处于某一层；法院依层的不同，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。阶梯的设计，是务实的。
以下依次讨论：规范框架、三层构造、会议纪要的突破、审查要素、程序问题、实务建议。讨论的落点，是裁判的可操作标准。
在进入规范分析之前，有一层背景须先交代。我国对外国判决的承认，长期处于“保守”的状态；承认的案例少，承认的门槛高，承认的依据窄。保守的成因，既有法律的，也有观念的。
法律上的成因，是规范的简略。民事诉讼法只有三个条文，未规定互惠的含义、审查的要素、程序的要求；司法解释的补充，也未尽周全。规范的简略，留给了实践太多的空白。
观念上的成因，是“司法主权”的强调。承认外国判决，被视为对本国司法主权的让渡；让渡的谨慎，导致了门槛的高企。观念的转变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案例的积累。
近年来的转变，是明显的。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、自贸区的建设、跨境破产的试点，承认的必要性日益凸显；司法政策也随之调整，从“谨慎”转向“积极”。
政策的调整，体现在文件上。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，要“完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”“推动互惠原则的软化”；文件的表述，是政策的信号。
信号的落地，依赖于个案。政策的转向，若没有个案的支撑，便只是纸面的宣示；个案的形成，若没有政策的指引，便可能偏离方向。二者的互动，是制度演进的方式。
本文的讨论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。它不追求立法的方案，而着眼于现行法下的解释可能；不追求体系的完整，而着眼于个案的可操作。务实的取向，是本文的特点。
须说明的是，本文所称“外国法院判决”，包括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以及其他具有执行力的司法文书；不包括仲裁裁决，后者适用纽约公约与仲裁法的规定。
范围的界定，有其意义。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，有公约的支撑，规则相对成熟；法院判决的承认，缺乏全球性的公约，规则的建立更为艰难。二者的差异，是讨论的前提。
差异的存在，也提示了方向。海牙判决公约的谈判，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；我国虽未加入，但公约的理念——以“间接管辖”为核心，以“拒绝事由”为限——值得借鉴。
二、规范框架
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，外国法院判决、裁定，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，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，或者按照互惠原则，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。
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、裁定，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，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，认为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且不损害国家主权、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的，裁定承认其效力，需要执行的，发出执行令。
第三百条规定了拒绝承认和执行的六项情形：外国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；被请求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或者虽经传唤但未获得合理的陈述、辩论机会；案件系我国法院专属管辖；我国法院已就同一纠纷作出判决，或者已承认第三国法院的判决；判决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、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；其他情形。
三条规范，构成了承认与执行的框架：申请的途径、审查的依据、拒绝的情形。框架之内，互惠的地位是“补充依据”，位于条约之后。
补充的地位，意味着条约优先。若我国与对方国家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，或者共同参加多边公约，则依条约审查，无须讨论互惠。互惠只在无条约时适用。
我国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，已有三十余项；参加的多边公约，主要是海牙公约的部分领域。条约的覆盖面有限，互惠的适用空间仍然广阔。
互惠的含义，规范未作界定。学理上有三种理解：事实互惠、法律互惠、推定互惠。三种理解的差异，在于证明的对象与程度。
事实互惠，要求证明对方国家已有承认的先例。证明的对象是“事实”，程度是“确实存在”。标准的严格，使互惠难以成立。
法律互惠，要求证明对方国家的立法已为承认提供可能。证明的对象是“法律”，程度是“存在可能”。标准较宽，但仍须证明。
推定互惠，不要求证明，只要求对方国家未明示拒绝。证明的对象是“无拒绝”，程度是“未表示”。标准最宽，几近于无门槛。
三种理解，并非互斥，而是递进。事实互惠是最高标准，法律互惠是中间标准，推定互惠是最低标准。层递的设计，使法院可以根据情形选择。
三层构造的提出，不是理论的虚构，而是实践的归纳。近年来的裁判，已经出现了不同层次的表述：有的以先例为依据，有的以立法为依据，有的以推定为方法。归纳的价值，在于提炼。
提炼的意义，在于“可预期”。当事人可以依层次的顺序，准备证据；法院可以依层次的顺序，展开审查。预期的稳定，是制度成熟的标志。
事实互惠的查明，是实务的难点。先例的检索，需要借助数据库、外交途径、专家意见；检索的成本，往往由当事人承担。成本的负担，影响了救济的可及性。
为降低成本，可以建立“互惠清单”。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，定期梳理各国承认我国判决的情况，形成清单；清单之内，推定存在互惠。清单的制度，是效率的提升。
清单的编制，须有标准。标准可以是：该国已有承认的先例、该国的立法允许承认、该国与我国有条约关系、该国的司法环境良好。标准的明确，是清单公信力的基础。
清单的更新，须有机制。各国的司法实践会变化，清单也须随之更新；更新的周期，可以是一年，也可以是两年。更新的及时，是清单有效性的保障。
法律互惠的查明，同样困难。外国法的查明，本就是国际私法的难题；查明的方法，有当事人提供、专家意见、外交查询、比较法研究。方法的组合，依案件的复杂程度确定。
查明的标准，是“足以判断”。不要求查清全部细节，只要求查清“是否允许承认”；允许的，认定互惠；禁止的，认定无互惠；不明的，适用推定。标准的务实，是效率的体现。
推定互惠的适用，须有“未明示拒绝”的前提。明示拒绝，可以是立法的明文禁止，也可以是最高法院的判例；默示的拒绝，如长期的沉默，不足以构成。前提的明确，是推定的边界。
推定的推翻，须有“明确的证据”。证据的充分性，由主张者举证；举证的不能，推定成立。责任的分配，体现了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原则。
三层之间的关系，还有一层：层与层之间可以“跃迁”。若事实互惠明显成立，则无须审查法律互惠；若法律互惠明显成立，则无须适用推定。跃迁的允许，是效率的安排。
跃迁的允许，不意味着顺序的废弃。顺序仍是审查的框架，跃迁只是框架内的便利；若无明显的依据，仍须逐层审查。框架与便利，是同一制度的两个方面。
三、三层构造
第一层，事实互惠。其内容是：对方国家已有法院承认我国判决的先例，我国法院据此认定存在互惠。先例的存在，是认定的唯一依据。
事实互惠的优点，是确定性强。先例是客观的事实，可以查明；认定的结果，可以预期。确定性的优点，符合法律安定性的要求。
但事实互惠的缺点，同样明显。其一，先例的形成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契机；若无契机，则互惠永远无法形成。其二，先例的查明困难，当事人往往无力举证。
其三，事实互惠可能导致“冷战”。双方都等待对方先承认，结果谁也不承认；判决的跨境效力，因此落空。落空的后果，由当事人承担。
第二层，法律互惠。其内容是：对方国家的立法已为承认外国判决提供可能，虽无先例，亦可以认定存在互惠。立法的存在，是认定的依据。
法律互惠的优点，是打破僵局。只要对方国家的立法不禁止承认，即可认定互惠；无须等待先例，也不必证明先例。僵局的打破，是效率的提升。
法律互惠的难点，在于立法的查明。对方国家的立法，往往复杂且多变；查明的方法，可以是通过外交途径、专家意见、比较法研究。查明的要求，增加了审理的成本。
另一个难点，是“可能”的判断。立法规定“可以承认”，是否等于“存在互惠”？本文认为等于：立法的授权，表明了国家的开放态度；态度本身，即为互惠的基础。
第三层，推定互惠。其内容是：对方国家未明示拒绝承认我国判决的，推定存在互惠；对方主张不存在互惠的，应当举证推翻。推定的设置，是举证责任的转换。
推定互惠的优点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判决的效力。只要对方国家没有明确的拒绝，即可以承认；拒绝的举证责任，由反对者承担。效力的实现，是当事人权利的保障。
推定互惠的正当性，来自“合作优先”的预设。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基础，是相互合作；合作的默认状态，应当是开放而非封闭。推定的设置，符合合作的精神。
推定的推翻，须有明确的证据。证据可以是对方国家的立法明文禁止，也可以是对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一律拒绝。证据的充分，是推翻的前提。
三层的关系，是递进而非替代。法院应当先审查事实互惠，若成立，则无须再论；若不成立，则审查法律互惠；若仍不成立，则适用推定互惠。递进的审查，是效率的安排。
递进的实益，在于“分层说理”。判决可以载明：本案事实互惠不成立，但法律互惠成立，故认定存在互惠。分层的说理，使裁判的逻辑清晰，也使当事人信服。
须注意，三层不是固定不变的。随着实践的发展，法律互惠可能成为主流，推定互惠可能成为补充；层次的重心，会随实践的演进而移动。移动的方向，是开放。
纪要的出台，有其背景。二零一九年以来，涉外案件的数量增长，承认与执行的需求上升；而互惠的门槛，使许多判决无法落地。需求的上升与门槛的高企，构成了改革的压力。
压力的释放，需要制度的回应。纪要的第三十六条，正是回应的一种；它以“先行给予”的方式，打开了互惠形成的通道。通道的打开，是政策的突破。
突破的意义，在于“从被动到主动”。传统的互惠，是被动的等待；先行给予，是主动的创造。主动的创造，改变了博弈的结构，也使合作成为可能。
博弈论的解释，颇为贴切。互惠的僵局，是典型的“囚徒困境”：双方都选择“不承认”，结果是“双输”；若一方选择“承认”，另一方的最优策略也是“承认”，结果是“双赢”。
先行给予，就是“先选择承认”。其效果，是改变对方的预期，促使对方回应；回应的结果，是互惠的形成。策略的运用，是纪要的智慧。
但先行给予也有风险。若对方不回应，则先给予的一方“单方让利”；让利的后果，可能是国家利益的损失。风险的存在，要求适用的审慎。
审慎的体现，是“必要时”的限定。必要的判断，可以考虑：双方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、对方国家的司法环境、案件的处理需要、互惠形成的可能。因素的综合，是判断的方法。
另一个审慎的体现，是“对等”的要求。先行给予，不意味着无条件的让与；若对方国家对我国判决一概拒绝，则先行给予失去意义。对等的考量，是适用的底线。
四、会议纪要的突破
二零二二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。纪要第三十六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可以在必要时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，以促成互惠关系的形成。
这一规定，被称为“先行给予”。其内容是：即使对方国家尚未承认我国判决，我国法院也可以先承认其判决，以期待对方国家的回应。回应的期待，是互惠的形成机制。
先行给予的正当性，来自“互惠的形成”。互惠不是既存的事实，而是可以创造的关系；先给予，可以创造互惠，也可以引导对方。创造的功能，是纪要的突破。
先行给予的适用，须有条件的限制。纪要的表述是“必要时”，意味着并非普遍适用；适用的情形，可以是双方经贸往来密切、对方国家的司法环境良好、案件的处理需要。
条件的限制，体现了审慎。若无限制地先行给予，则可能损害国家利益；若过于严格，则失去突破的意义。分寸的把握，是纪要适用的关键。
纪要的性质，是审判指导文件，不是司法解释；其效力，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援引，但可以作为说理的参考。参考的价值，在于统一裁判的尺度。
实务中，已有法院依据纪要的精神，作出承认的裁定。裁定的理由，多援引互惠的合作理念，而非机械的先例标准。理由的转变，是实践的进步。
进步的意义，在于观念的更新。互惠不再是“你给我才给”的交易，而是“我先给你也期待你给”的合作；观念的更新，是制度变革的先导。
审查要素的设定，须回答一个问题：承认与执行的审查，究竟审查什么？是审查判决的正确性，还是审查判决的合法性？答案应当是后者。
正确性的审查，意味着我国法院重新审理案件；这不仅加重了负担，也否定了外国法院的权威。合法性的审查，只关注程序的正当与管辖的适当；这才是承认制度的本意。
本意的把握，是审查的边界。边界之内，我国法院审查；边界之外，我国法院尊重。尊重与审查的结合，是国际礼让的体现。
国际礼让，是承认制度的理论基础。其内容是：各国应当尊重他国的司法行为，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，给予效力。礼让的基础，是相互的尊重，而非单方的恩惠。
礼让的界限，是公共秩序。若承认将损害本国的根本利益，则礼让终止；终止的后果，是拒绝承认。界限的设置，是主权的保障。
管辖权的审查，还有一层：专属管辖的排除。若案件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，则外国法院的判决不予承认；专属管辖的范围，依我国法律确定。
专属管辖的典型，是不动产纠纷、港口作业纠纷、继承纠纷。三类纠纷，涉及国家的重要利益；排他的管辖，是利益的保护。
程序的审查，还有一层：送达的合法性。送达是程序的起点，也是被请求人知情权的保障；送达不合法，则程序的基础动摇。送达的审查，是程序审查的核心。
送达的标准，依外国法判断，但须符合“基本公正”。若送达的方式使被请求人无法知悉，如仅在其不常居住的地址张贴公告，则认定不合法。标准的实质，是公正。
公共秩序的审查，还有一层：区分“国际公共秩序”与“国内公共秩序”。前者适用于涉外案件，标准较宽；后者适用于国内案件，标准较严。区分的适用，是国际合作的保障。
区分的理由，在于案件的涉外性。涉外案件，当事人来自不同的法域，价值观念不同；若以国内的道德标准衡量，则国际合作无从开展。宽严的区分，是务实的选择。
五、审查的要素
互惠的审查，只是承认的门槛之一。门槛之内，还有实质的审查：管辖权的适当、程序的正当、公共秩序的保留、欺诈的排除。四项要素，缺一不可。
管辖权的审查，依“间接管辖”的标准。即：依我国法律，对方国家的法院是否有管辖权。标准的设定，可以是地域、标的、当事人的协议，也可以是实质的联系。
间接管辖的标准，与直接管辖不同。直接管辖，解决我国法院是否有权受理；间接管辖，解决外国法院的管辖是否可以为我国承认。二者的功能不同，标准亦应不同。
我国的实践，采“合理联系”的标准。即：外国法院与案件有合理的联系，如被告的住所、合同履行地、侵权行为地；无联系的，认定无管辖权。
程序的审查，关注被请求人是否得到合法传唤、是否有合理的陈述与辩论机会。程序的正当，是判决效力的基础；程序的瑕疵，是拒绝的理由。
传唤的合法性，依外国法院地的法律判断，但须符合“基本公正”的要求。若传唤的方式明显不公，如公告送达而被告的地址已知，则认定程序不正当。
公共秩序的保留，是安全阀。若承认判决将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，或者损害国家主权、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，则不予承认。安全阀的设置，是主权的体现。
公共秩序的适用，应当严格。不能仅因判决的内容与我国法律不同，就认定违反公共秩序；只有违反“基本原则”或者“根本利益”的，才构成。严格的适用，是国际合作的保障。
欺诈的排除，是诚信的要求。若判决系通过欺诈取得，如伪造证据、隐瞒事实，则不予承认。欺诈的认定，须有明确的证据；证据的充分，是认定的前提。
四项要素的审查，应当“逐项进行、综合判断”。逐项，是为了不遗漏；综合，是为了不机械。机械的审查，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公。
程序的构造，须兼顾效率与公正。效率要求简便，公正要求充分；二者的平衡，是程序设计的核心。平衡的方式，可以是“简易程序为原则，复杂程序为例外”。
简易的程序，可以是书面的审查；复杂的情形，可以是听证。区分的标准，可以是争议的大小、利益的轻重、公共秩序的涉及。标准的明确，是程序的安定。
申请书的内容，应当包括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本信息、判决的主要内容、申请的理由、执行的标的。内容的完整，是受理的条件；欠缺的，应当补正。
附随的材料，应当包括：判决的正本、生效证明、送达证明、译本。四项材料，缺一不可；欠缺的，应当限期补正。补正的期限，依具体情况确定。
生效证明的重要性，常被忽视。若判决尚未生效，则承认的基础不存在；生效的证明，可以是外国法院出具的证明，也可以是判决书的记载。证明的形式，依外国法的规定。
译本的要求，须严格。翻译机构应当具有资质；译本应当与原文一致；不一致的，应当重新翻译。严格的要求，是审查质量的保障。
审查的期限，我国法未设明文。本文主张，应当设定合理的期限，如六个月；复杂的，可以延长。期限的设定，是效率的要求，也是当事人的预期。
裁定的送达，应当及时。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；复议的期间，依司法解释的规定。送达的及时，是救济的前提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是“执行令”的性质。承认的裁定，确认判决的效力；执行令，赋予判决执行力。二者分立，是大陆法系的传统；我国亦采此制。
分立的意义，在于“区分确认与实现”。承认是确认，无须执行；执行是实现，须有执行令。区分的实益，体现于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区别。
实务中，有的裁定将承认与执行合并，未区分二者。合并的做法，简化了程序，但可能混淆效力；区分的做法，虽繁复，但逻辑清晰。取舍，依案件的性质确定。
另一个问题，是“部分承认”。若判决的部分内容可以承认，部分不能，是否可以分别处理？本文认为可以，但须注意可分割性。
可分割性的判断，看各部分是否可以独立存在。若判决的主文与理由不可分割，则整体拒绝；若各部分独立，则可以部分承认。判断的方法，是实质的判断。
部分承认的实益，在于“最大限度的救济”。若因一部分的瑕疵而否定全部，则当事人的权益受损；部分承认，可以保留可执行的部分。实益的考量，是制度的善意。
六、程序问题
申请的主体，是当事人。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我国法院申请，无须通过外国法院；申请的途径，是“直接申请”，而非“外交途径”。途径的便利，是制度的进步。
申请的法院，是中级人民法院。管辖的依据，是被执行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；无住所地、无财产的，可以由申请人住所地法院管辖。管辖的明确，是程序的起点。
申请的材料，包括：申请书、外国法院的判决正本或者经证明的副本、判决生效的证明、送达的证明、译本。材料的齐全，是受理的条件。
译本的要求，须由有资质的机构翻译，并加盖印章。翻译的准确，直接影响审查的质量；错误的翻译，可能导致误解，甚至导致拒绝。
申请的期限，我国法未设明文。学理上有两种观点：其一，适用我国判决的申请执行期限，即二年；其二，适用外国判决的时效，即依外国法确定。
本文主张，适用我国的二年期限。理由在于：承认与执行是我国的程序，应当适用我国的程序规则；期限的设定，是程序的组成部分。适用的统一，是程序的安定。
审查的方式，是“书面审查为原则，听证为例外”。书面的审查，效率较高；听证的适用，限于事实争议较大或者公共利益涉及的情形。方式的选择，依案件的具体情况。
裁定的形式，是“裁定承认或者不予承认”。承认的，需要执行的，发出执行令；不予承认的，说明理由。裁定的作出，是程序的终点。
救济的途径，是“复议”。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；复议的期间，依司法解释的规定。救济的设置，是权利的保障。
执行的程序，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。执行的措施，包括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拍卖；执行的异议，依执行异议的程序处理。程序的衔接，是权利的实现。
实务中的经验，值得总结。成功的申请，往往有几个共同点：材料的完整、证据的充分、理由的清晰、程序的规范。四者具备，成功率便高。
材料的完整，是基础。判决的正本、生效证明、送达证明、译本，缺一不可；欠缺的，应当提前补正，而非等待法院要求。提前的准备，是效率的体现。
证据的充分，是关键。互惠的证明，需要立法的文本、判例的检索、专家的意见；证据的组织，应当有条理，便于审查。条理的组织，是说服力的来源。
理由的清晰，是核心。申请的理由，应当围绕互惠的层次展开：先主张事实互惠，再主张法律互惠，最后主张推定互惠。层次的分明，是逻辑的力量。
程序的规范，是保障。申请的法院、材料的提交、期限的遵守，均须符合规定；规范的遵守，是程序合法性的基础。
对法院而言，经验亦有几条：其一，慎用“无互惠”的结论，应当逐层审查；其二，加强说理，说明认定的依据；其三，关注国际动态，及时更新认识。三条经验，是审判的指引。
逐层审查的意义，在于避免“一刀切”。若仅以“无先例”为由拒绝，则可能错过法律互惠或者推定互惠的适用；逐层的审查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效力。
加强说理的意义，在于“可检验”。说理充分的裁定，可以经受上级法院的审查，也可以为后续的案件提供指引；说理的空洞，则难以服人，也难以统一尺度。
还有一个层面，值得提及。承认与执行的申请，往往涉及“保全”。若被申请人在我国有财产，申请人可以在申请承认的同时，申请财产保全，防止财产的转移。
保全的适用，须有条件。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，证明其申请的正当性；保全的范围，以其请求的数额为限。条件的设置，是平衡的体现。
保全与承认的关系，是“程序与实体”。保全是程序的措施，承认是实体的确认；保全不以承认为前提，但承认是保全的目的。二者的衔接，是制度的安排。
若承认被拒绝，则保全应当解除；解除的后果，由申请人承担，包括赔偿被申请人的损失。责任的设置，是防止保全的滥用。
滥用的防止，还须有“反担保”的机制。被申请人可以提供担保，请求解除保全；担保的数额，依保全的标的确定。机制的设置，是平衡的体现。
平衡的把握，是程序设计的核心。过度保护申请人，可能损害被申请人；过度保护被申请人，可能使保全失去意义。分寸的把握，是司法的艺术。
七、实务建议
对当事人而言，第一项建议是“提前规划”。在跨境交易中，应当考虑判决的承认与执行；选择管辖法院时，应当选择与我国有条约或者互惠关系的国家。
规划的意义，在于“预防”。若判决无法执行，则诉讼的意义大打折扣；提前的规划，可以避免无效的诉讼。预防的成本，远低于事后的补救。
第二项建议是“收集证据”。申请承认时，应当收集对方国家的立法、判例、司法协助的记录；证据的充分，是认定互惠的基础。
收集的途径，可以是律师的调查、专家的意见、外交的查询。途径的多样，增加了证据的可获得性；获得的证据，应当整理成册，便于审查。
第三项建议是“关注程序”。外国法院的送达、传唤、辩论，应当符合基本的公正；程序的瑕疵，可能成为拒绝的理由。关注程序，是判决效力的保障。
对法院而言，第一项建议是“分层说理”。认定的理由，应当载明依据的是哪一层互惠；分层的说理，使裁判的逻辑清晰，也为后续的案件提供指引。
第二项建议是“慎用拒绝”。拒绝的理由，应当严格把握；不能因细微的瑕疵，否定判决的效力。慎用的态度，是国际合作的要求。
第三项建议是“加强研究”。外国法的查明，是审理的难点；研究的能力，是裁判的基础。研究的加强，可以通过培训、交流、专家咨询实现。
对立法者而言，建议是“明确规则”。互惠的含义、证明的责任、审查的要素，均可以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明确；明确的规则，是裁判统一的保障。
明确的方向，可以是采“推定互惠”为原则，以“事实互惠”为例外；也可以是设“清单制度”，对司法环境良好的国家，推定存在互惠。方向的选择，须权衡开放与安全。
最后须指出，互惠的软化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它需要立法的支持、司法的探索、学理的论证；三者的互动，才能形成共识。共识的形成，是制度变革的前提。
立法的支持，可以是明确互惠的含义，也可以是授权法院裁量；司法的探索，可以是个案的尝试，也可以是指导性案例的发布；学理的论证，可以是比较法的研究，也可以是本土经验的总结。
三者的互动，需要平台。平台可以是学术会议，可以是法官培训，可以是立法听证；平台的搭建，是对话的开始。对话的持续，是共识的形成。
共识的形成，需要时间。制度的演进，往往是渐进的；每一次个案的突破，都是进步的一小步。小步的积累，终将汇成变革的洪流。
洪流之中，法律人的责任，是把每一步走稳。走得稳，才走得远；走得远，才能到达。
愿判决的效力不被国界所阻，愿当事人的权利不因距离而失。此即本文的期许。
洪流的比喻，或许过于宏大。实际上，制度的进步，多是由无数细小的努力累积而成：一份说理充分的裁定，一次跨国的司法交流，一篇扎实的研究，都是累积的一部分。
累积的过程，未必可见；但累积的结果，终将显现。当越来越多的判决获得承认，当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获得救济，制度便在实践中生长。
生长的方向，是开放；生长的底气，是自信。自信的司法，不惧承认他国的判决；开放的司法，才能赢得他国的承认。二者互为因果。
互为因果的循环，需要启动。启动的力量，可以是一个案例，也可以是一次修法；无论何种，都需要有人先迈出一步。
愿我们这一代法律人，能够迈出这一步；愿这一步，成为后人回望时的起点。
迈出之后，仍需同行。承认与执行的道路上，单方的开放难以持久，双向的合作方能长远；同行的伙伴，是制度的生命力所在。
同行的方式，可以是条约的缔结，可以是清单的互认，也可以是判例的参照；方式的多样，增加了合作的可能。
可能变为现实，靠的是持续的努力。努力的方向，是让判决跨越国界，让正义不被阻隔。
阻隔的消除，是法治的胜利，也是文明的进步。文明之所以为文明，正在于它愿意承认他者的规则，愿意在差异中寻找共通。
共通之处，是对公平的追求，对权利的尊重。有了共通，国界便不再是障碍，而是对话的起点。
对话的起点，也是理解的起点。理解他者，才能被他者理解；承认他者，才能被他者承认。此即互惠的深层含义，也是本文的落脚。
落脚之处，是每一个具体的当事人，每一份具体的判决，每一次具体的承认。抽象的互惠，终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，才有意义。
八、结语
回望全文，互惠原则的软化，表面是技术的调整，实质是观念的转变。从“对等报复”到“合作促进”，从“国家本位”到“当事人本位”，转变的方向，是开放。
开放不是无原则的让与。公共秩序的保留、程序正当的要求、管辖权的审查，都是底线；底线的坚守，是开放的前提。开放与坚守，是同一制度的两面。
两面的平衡，需要智慧。过度的开放，可能损害国家利益；过度的坚守，可能隔绝国际合作。平衡的把握，是司法政策的课题。
对法官而言，重要的不是记住条文的序号，而是理解条文背后的功能：承认与执行，不是对外国的恩惠，而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实现；不是对判决的审查，而是对正义的接续。
对当事人而言，跨境的权利，需要跨境的救济。救济的实现，依赖于制度的开放；开放的程度，决定了权利的分量。
愿判决的效力能够跨越国界，愿当事人的权利能够落地生根。此即本文的初衷。